作为九月初杭州峰会“前站”，先期为全球宏观经济治理沟通协调

　　今天，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在上海浦东陆家嘴正式开幕，全球财经界的目光将聚焦中国、聚焦上海。

　　这是全球最重要的20个国家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每年一度的例会，多年来，围绕促进世界经济可持续平衡增长的目标，会议在分析全球经济走势、制定投资战略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本次会议也将作为9月初即将在杭州召开的G20峰会的“前站”，先期为全球宏观经济治理进行沟通协调。

　　“2008年G20领导人峰会对话机制成立以来，G20峰会将首次在中国召开，本次会议也是人民币加入SDR之后首次举行的20国财长和央行行长会，所以受关注程度非常高。”复旦大学金融中心主任孙立坚教授谈道，当下世界经济面临增长乏力、金融市场波动加剧等错综复杂的局面，全球市场因而对本次会议有着更多期待，期待听到更多稳定金融市场的短期对策，期待听到有助于促进经济实现中长期增长的改革举措。

　　“中国声音”越来越举足轻重

　　一周前，经合组织将2016年世界经济的增长预期下调了0.3个百分点至3.0%。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前副总裁筱原尚之在G20会议前表示：“不仅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也在降低，全球经济迎来了低增长、低通胀时代。目前股价大幅波动的根本原因是经济增长率低，G20需要认真讨论提高增长率的办法。”

　　在这样的焦点时刻，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在中国召开，决定了这将是一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会议。

　　上海高级金融学院钱军教授分析，中国经济总量巨大，按照世界银行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经济总量已接近美国，远超排在第三位的日本。中国经济增速即便现在下降到7%以下，但从全球范围来看，这个数字也是非常高的。可以说，中国已经是世界经济增长最大的拉动力。而且，最近半年多，中国股市、汇市的波动，世界金融市场十分关注。而今年又是中国经济转型调整的关键年，世界都在关注中国的一举一动。“全球日益认同，中国经济稳定是世界经济稳定的重要基石。”

　　由中国倡议发起的亚投行、金砖银行崛起，成为传统全球经济治理制度的重要补充，在钱军看来，“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作用将进一步增强”。孙立坚也认同，这一次，中国在G20舞台上扮演的角色及影响力不同以往。

　　钱军认为，中国要努力借助本次会议平台向外界传达更多“中国声音”——中国有足够多外汇储备；中国央行有足够多的管理工具，完全有能力应对外汇市场的变化；中国金融市场化、国际化的脚步更不会停止……

　　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关系再确认

　　随着“中国声音”的增强，G20对中国的诉求有没有出现变化？孙立坚表示，G20国家希望中国为以下两方面出力：一是实体经济层面，遏制全球通缩，使经济重回增长轨道；二是金融层面，遏制贬值性竞争，使全球货币政策保持稳定。

　　全球经济的这轮调整涉及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关系的再确认。目前，发达国家经济有企稳迹象，但之前宽松的货币政策造成了流动性有所泛滥，一定程度上干扰了新兴国家的经济复苏。G20国家作为占全球GDP约90%的经济体，需要协调两种经济体不同的发展阶段通盘考虑。“欧元区仍在宽松，日本的负利率带来冲击。”孙立坚认为，“发达国家一定要考虑新兴市场国家，不要搞货币竞争。”

　　“在目前全球经济形势下，国际合作与协调非常重要。”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副院长朱宁教授表示，中国在过去几年通过金砖银行和亚投行扮演了非常积极的角色，在全球金融秩序重塑过程中，主要矛盾在于美元和其他发达国家货币，在于成熟国家如IMF核心国货币与新兴市场国家货币。随着全球经济形势、经济体量和增长速度的改变，IMF和世界银行等现有经济组织的确需要调整，但过去一段时间里两个组织的调整速度都没有跟上整个经济形势变化的要求。“中国与很多发展中国家应当展开更多交流与合作，同时也要与G20中的主要发达国家沟通，促使他们的相关决议反映出新兴市场国家更多的利益和诉求。”

　　会议不会达成所谓“新广场协议”

　　随着会议临近，关于是否需要签署“新广场协议”的争议，也此起彼伏。

　　所谓广场协议，指的是1985年9月，当时的美国、日本、联邦德国、法国及英国的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G5）在纽约广场饭店签署的一份协议，主要内容是：五国政府联合干预外汇市场，诱导美元对主要货币贬值，解决美国日益严重的贸易不平衡问题。在这次协议后，日元与德国马克等对美元迅速贬值，尤其是日元在不到三年时间内贬值接近50%。至今有不少日本学者认为，正是这份协议使很多日本企业没有来得及转型便在国际市场失去了竞争力，直接导致日本经济出现“失去的20年”。

　　而此次外媒所说的“新广场协议”主要针对中国与美国，其主要内容是：遏制美元进一步升值，支持人民币汇率维持稳定，各国尽量避免竞争性贬值。

　　孙立坚预计，在货币问题上的博弈不会轻松，世界期待停止所谓的“货币战争”。

　　钱军更是坦言，本次会议不会达成所谓“新广场协议”。“现在的金融环境远比当时复杂，对于自身国家货币贬值还是升值，在发达国家内部存在分化：通过几轮量化宽松政策，美国汇率在过去几年大幅度贬值，现在美国经济已处在相对紧缩状态；　欧洲国家与日本还在通过量化宽松进一步促进货币贬值。各自所处阶段不同，使得主要发达国家很难达成统一的汇率政策。而且，美国的汇率升降节奏完全可以通过把握加息节奏来进行调节，没有很强的进行全球汇率政策调整的动力。”（记者　陆绮雯　唐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