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关于最低工资标准的讨论和斗争一直是美国社会的热点。图为去年11月10日，美国工人走上洛杉矶街头，要求政府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至每小时15美元。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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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低工资标准是为了让人们通过全职工作能够远离贫困，并过上有最低保障的生活。近些年美国一些州政府纷纷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而联邦政府在提高最低工资标准问题上却难有作为。究其原因，在美国，堕胎、移民、控枪、医保，甚至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等都可以成为两党角力的政治议题，最低工资标准问题也不可避免地被“议题政治化”裹挟。

　　收入差距拉大，中等收入者减少，中下层民众不安全感增加

　　自美国联邦政府2009年确定时薪7.25美元的最低工资标准以来，已有10多个州在地方层面调整了这一标准，但是联邦政府的标准仍然未变。今年是大选年，因为收入差距拉大，中等收入者减少，中下层民众不安全感增加，最低工资标准问题再次成为大选热门议题。

　　美国政府现在要不要从联邦层面调整最低工资标准？一时间争论不休。民主党总统参选人伯尼·桑德斯主张将联邦最低工资提高至每小时15美元，而共和党参选人唐纳德·特朗普坚决反对，认为美国工资和税负太高，严重影响企业竞争力。

　　美国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经济学家约翰·施密特对本报记者表示，自次贷危机以来，美国中产阶级至今未能恢复元气，且贫富差距日益拉大。根据去年12月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研究结果表明，2015年，中产阶级占美国成年人口比例在40多年来首次跌破50%这一标志性水平线。“美国中产阶级的空心化是美国社会本质变化的标志。它反映出最富人口比最穷人口的增加速度快，但也说明一部分相对不成熟的中产阶级已贫困化。”

　　经合组织报告称，经合组织国家的最低工资标准大约相当于居民收入中位数的一半，美国自上世纪60年代末以来这一比例不断下降，现在还不到40%。

　　最低工资标准长期停滞不前间接导致了美国中产阶级群体的贫困化。施密特指出，由于工资增长停滞，物价飞涨，中产阶级进入较低收入层。除了中产阶层人口总量在萎缩，美国中产阶级的家庭收入也在减少。数据显示，与2000年相比，2014年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的中位数收入下降了4%。而2001年到2013年间，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的中位数家庭收入下降了28%。

　　政府应当让更多人至少能够过上最低限度的、有保障的生活

　　最低工资标准是为了让人们通过全职工作能够远离贫困，并过上有最低保障的生活。从公共政策分析角度而言，要确保针对社会福利和公共安全网的预算不因需求过大而激增，政府就要想方设法从经济上激励人们去工作。对于当前仅略高于贫困线水平的7.25美元的时薪，其激励效果微乎其微。让更多人至少能够过上最低限度的、有保障的生活，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成为美国联邦和地方政府无法回避的选择。

　　美国纽约城市大学公共政策分析师弗朗西斯·瑟卡达指出，按照经合组织的标准，美国在这些国家中贫困率排第三位，仅比以色列和墨西哥稍好一些。

　　如果刨除通货膨胀因素，按照实际购买力，美国联邦政府的最低工资标准实际上是下降了。因此，许多弱势群体对现状感到不满。去年底，包括波士顿、纽约、底特律、费城等近270个城市的数十万名快餐服务业工人举行大罢工，要求提高最低工资标准。

　　迫于压力，近年来共和党人占多数的阿拉斯加、内布拉斯加等州都各自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也有一些州将最低工资标准同消费者指数关联，每年最低工资标准随物价指数调整，还有一些州和城市也在制定最低工资标准的时候将通货膨胀因素考虑在内。

　　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巴里·伯特雷斯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联邦政府的最低工资标准多年没有调整，给州政府带来了压力。各州只能被动反应，但是调整步调不一，有些地方如没能及时提高标准，低工资的人就认为利益受损而表示抗议。

　　总统大选期间提高工资标准问题取得进展可能性更加渺茫

　　有分析认为，美国联邦政府调整最低工资标准难，折射的是两党意识形态日渐对立的现实，更是美国政治体制极化的写照。

　　伯特雷斯分析说：“通常来讲，共和党人反对在联邦和州层面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因为共和党人得到了工商界的很多支持，特别是小企业主的支持，而小企业主对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的反对是非常坚决的。现在共和党人在国会参众两院都占据多数，因此在联邦层面提高最低工资标准非常困难。”

　　当前，这个没有共识的议题恰恰又遇到总统大选，国会采取积极行动的可能性更加渺茫。

　　伯特雷斯认为，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后，会改善中低收入者经济状况，对拉动消费大有裨益。反对者则认为，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会造成物价上涨，企业成本上升，企业会因此减少雇佣人数，造成更多人失业，实际上不利于低收入者生活水平提高。

　　制定最低工资标准的程序，不同国家做法不同，有的国家由独立的委员会确定，有的国家听从经济学家们的建议。有观察家认为，美国是将这个议题政治化最为严重的一个国家。

　　美国的自由派、保守派都太热衷于把经济、社会、政治议题转化为意识形态化的价值议题。议题政治化致使美国社会各种议题沦为同一个模式，最后都演变成以固化理念和意识形态包装的政党对立。就像美国进步中心分析师马克思·马奇特罗所说，议题辩论政治化导致政策主张的“政治化驱动”，美国政府与社会要解决问题，必须首先去除过分政治化。

　　布鲁金斯学会的经济学家理查德·里斯夫认为，经合组织其他国家工资水平的上涨并没有导致经济下滑，与此形成对比，美国国会就联邦最低工资标准问题不断争吵，致使提案数次陷入僵局。里斯夫不禁发出这样的疑问：“我们能够在确定联邦最低工资标准的时候，撇开政治因素吗？”

　　（本报华盛顿、洛杉矶3月20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