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7日，在会后举行的主席国新闻发布会上，中国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回答记者提问。当日，为期两天的2016年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上海闭幕，会议围绕八大议题发表了联合公报。 新华社记者 李鑫 摄

　　新华网北京2月29日电（徐曼曼）在全球市场动荡、跨境资本流动波动加剧之际，作为重要的全球性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平台，于日前召开的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备受瞩目。

　　围绕世界经济如何恢复增长动力、结构性改革如何推进、财政货币政策向左走还是向右走等议题，各国“财金”高官在G20上为世界经济的种种顽疾共谋方案，开出三大“药方”，让这个多边组织从各自独立的危机处理模式，渐渐迈向一个能够进行长期规划的平台。

　　恢复增长“药方”：结构性改革

　　当前，全球经济面临严峻挑战。今年1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将201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估从3.6%下调至3.4%，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则将2016年全球经济增速从3.3%下调至3.0%。

　　各国也已意识到，如果再不以改革来激发真正意义上的增长，经济下行风险甚至危机都将可能无限蔓延。中国财政部部长楼继伟指出，深化结构性改革是有效应对全球经济中长期挑战的根本手段，核心是矫正各种扭曲，改善资源配置。这一政策在此次会议上得到空前关注。

　　此次会议上，各方承诺将优先推进并特别强调实施调整后的国别增长战略，以便到2018年实现产出额外增长2个百分点的目标。在此基础上，各方同意进一步加强结构性改革议程，包括制定改革的重点领域和指导原则，以及建立一套指标体系以更好地评估和监测各成员结构性改革进展及其是否足以应对结构性挑战。

　　OECD秘书长古里亚代表OECD正式发布了2016年经济政策改革报告，指出了各国推动结构性改革存在的问题。古里亚表示，就结构性改革而言，虽然每个国家的“改革食谱”不同，但“主料”都包括改善产品市场竞争、劳动力市场灵活性、金融市场冲击力以及消除跨境贸易和投资方面的障碍。

　　古里亚坦言，结构性改革步伐自2011年起日益放缓，取得的进展远远低于预期，“甚至比我们制定这一战略之初还低”。在他看来，需要反思结构性改革政策支离破碎、不协调等问题。

　　除了协调性，平衡性问题也引起高度关注，即如何处理中长期结构性改革带来的短期成本。比如提高劳动力成本灵活性可能就造成劳动力流失，再如在“艰难”关头推进改革往往造成暂时性经济增速下滑。

　　“政策选择上如何平衡非常重要。”IMF有关负责人发言时表示，因此需要明确哪些政策先执行、哪些政策可以推后，还需要明确哪些配套措施必须及时跟进，以带来平稳有效的经济增长。

　　货币贬值“药方”：不因竞争性目的操纵汇率

　　今年1月份，日本央行意外开启负利率，目前世界范围已有欧元区、瑞士、瑞典、丹麦、日本5个经济体步入负利率时代，一度引发市场对各国争相降低利率、货币竞争性贬值的担忧。

　　英国《金融时报》称，英格兰银行行长马克·卡尼在会上表示，负利率的政策主要靠货币贬值来发挥作用。“从单个国家的角度看，这可能是刺激经济活动的一种诱人的方式，但对整个世界而言，输出过剩存款和将需求疲软转嫁给别国的做法最终是零和游戏。”他说。

　　各国财长和央行行长在G20会议公报中表示，汇率的过度波动和无序调整会影响经济和金融稳定，各国将就外汇市场密切讨论沟通，将避免竞争性贬值和不以竞争性目的来盯住汇率。

　　楼继伟说，近期外汇市场出现波动，会议重申以往关于汇率的承诺尤为重要。G20成员间将就各自市场的情况交流信息、相互沟通政策意图，同时将通过IMF这个平台加强讨论和沟通。

　　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曾在2月26日的记者会上表示，目前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处于稳健略偏宽松的状态。在回答人民币是否会持续贬值，并为出口创造环境的疑问时，周小川则给予了明确的否定答复。“中国历来反对通过竞争性贬值来赢得出口竞争力。总体来看中国的出口能力很强大，去年实现几千亿美元的货物贸易顺差，我们不会参与竞争性贬值来增强出口能力。”周小川说。

　　针对此前外界最为关注的“新广场协议”，此次G20会议并未达成。央行副行长易纲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也表示，G20从来没有出台类似协议的计划。与签署广场协议时不同，当前各方对汇率走势并没有一致的看法，而且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与广场协议时代也有很大差距，外部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改变。G20在此次会议上决定就外汇市场进行密切沟通讨论，其实是一种更加灵活的协调方式，对于消除外汇市场的过度波动和无序调整将发挥积极作用。

　　风险管控“药方”：监测资本流动

　　各国货币政策分化、资本流动加剧……如何更好监测和应对资本流动、防范金融风险，关系全球经济前景。

　　IMF 24日在有关本次会议的报告中建议，“重新审视包括监管资本流动在内的政策手段”。

　　随后的G20公报指出，鉴于当前全球经济的形势，G20将更好地监测资本流动，包括更加及时地识别风险，在吸取各国经验的基础上总结并适时审议政策工具和框架，以应对大规模资本流动带来的挑战。强调充足和有效的全球金融安全网的重要性，期待在今年4月讨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对全球金融安全网的分析。欢迎IMF完成了2015年特别提款权（SDR）定值方法审查，支持就研究可能扩大SDR的使用以及本币债券市场开展进一步工作。

　　关于中国的资本外流问题，周小川回应称，只要我们宏观政策能更有力，国内经济发展能更有信心，资本流动出现一时波动会逐渐回归理性。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大国，货币政策更重要还是考虑宏观经济的状况，不会过多基于外部经济或者资本流动来制定货币政策。利率、货币政策主要还是考虑国内经济结构能更优化。

　　“G20还可探讨宏观审慎框架和工具在执行中的经验教训，关注市场化融资领域的潜在风险和防控手段，并推动加强对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的监管。”周小川在主持会议时强调。

　　“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对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不可或缺。”周小川还建议，G20应继续推动全球金融部门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