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网环球在线消息：当前经济运行中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需要高度重视，特别是要把遏制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作为当前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同时，也应该看到，这些问题是在前进过程中出现的，有些问题正在得到不同程度的解决，有些问题的治理还要下更大的力气、经过较长的时间才能收到明显的成效。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不断深化各项改革的基础上，我们解决这些问题的物质基础、体制条件和应对能力会不断改善，我国经济增长的潜力会进一步释放出来，人民群众从经济增长中得到的实惠也将不断增加。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继续保持增长较快、效益较好、运行较稳的态势。社会生产力水平较快提高，城乡居民收入较快增长，消费日趋活跃，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不断改善；改革开放迈出新步伐，节能减排取得新成绩。与此同时，经济生活中也存在一些值得注意的突出问题，主要是：外贸顺差继续扩大，货币信贷增长偏快，投资增幅仍处于高位；居民消费价格涨幅提高；节能减排形势比较严峻。对这些突出问题应该正确认识、全面分析、冷静对待，以趋利避害，促进问题的解决。

客观分析投资增长过快、信贷投放过多、外贸顺差过大之间的关系

投资增长过快、信贷投放过多、外贸顺差过大，三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内在联系。一般来说，外贸顺差意味着出口大于进口。顺差引起的外汇净收入必然导致从结汇渠道投放的人民币增加，推动银行信贷的扩张。可见，外贸顺差增长过快是近年来货币信贷增长偏快的基本原因；而货币信贷增加，又可能导致投资增长加快。但从近年来宏观调控的实践看，三者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并非如此简单直接，其相互影响也是有条件的。结汇渠道投放的人民币资金在多大程度上转变为信贷资金，取决于社会对信贷资金的需求以及商业银行对存款资金的运用能力。中国人民银行通过调整利率、存款准备金率和发行央行票据进行公开市场操作等货币政策措施，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控制商业银行存款资金向信贷资金转变的数量和速度，从而控制货币信贷投放的增长。正因为如此，尽管近年来外贸顺差很大、外汇储备增加很快，但货币信贷增长仍控制在预期范围之内。货币信贷投放转变为投资需求也是有条件的。投资者在确定项目时，不仅要考虑投资贷款的获取成本和回收周期，还要考虑市场竞争和需求容量以及可能存在的风险。在国家严把土地闸门、严格市场准入制度的情况下，投资者还要考虑土地和市场准入的要求。因此，只要信贷资金增加比较适度，各方面政策协调配合，投资增长也可以控制在合理范围内。

从今年上半年的情况看，投资增长高位趋稳，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２５．９％，增幅回落３．９个百分点。这是宏观调控的积极成效，也是市场竞争约束增强的累积结果。６月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幅有所提高。应继续严格控制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继续深化市场取向的经济改革，防止投资增幅反弹。

６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Ｍ２）余额为３７．７８万亿元，同比增长１７．０６％，增幅较上年同期降低１．３７个百分点；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２５．０８万亿元，同比增长１６．４８％，增幅较上年同期提高１．２４个百分点。货币信贷增长偏快，但金融运行总体平稳。货币政策要稳中适度从紧。从历史经验看，已经采取的一系列货币政策措施，其效果需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够明显地显现。

外贸顺差和外汇储备持续增加，表明我国已经摆脱了外汇长期紧缺的窘迫局面，这是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增强、经济发展水平提高的一个重要标志。当然，也要高度注意由此引发的一些新问题，主要是增大基础货币投放压力，加大货币政策操作难度，加剧国内资源环境矛盾，并且引起国际贸易摩擦等。

必须指出，我国劳动力成本低等比较优势仍然明显，以价值链分工为特征的国际产业分工新趋势越来越驱动国外制造业向我国转移，这必然导致我国加工贸易出口维持较高比重，并带来较大顺差。同时，去年以来外贸顺差较快扩大，与过剩的重化工业生产能力集中转向国际市场密切相关。这推动了“两高一资”（高能耗、高污染排放、资源加工型）产品的生产扩张，使国内资源环境矛盾日益突出。外贸顺差偏大的问题，从深层次上反映了我国资金、土地、资源等重要生产要素价格被长期低估、环境使用成本被长期忽视的问题；也反映了人民币汇率还缺乏足够的弹性，难以灵活调节外汇供求关系。还要清醒地看到，这些深层次问题的根本解决，也是我国参与国际产业分工格局深刻调整、对外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过程。既要采取短期宏观调控政策，更要完善中长期的结构引导政策，加快有利于结构升级的制度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