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向海潜来到上海，创立洪门五圣山。取名五圣山，一是为了纪念洪门的前五祖、中五祖和后五祖；二是开山结义的有五兄弟、五堂口：向海潜——智松堂堂主、朱卓文——仁文堂堂主、梅光培——义衡堂堂主、明德——礼德堂堂主、张子廉——信廉堂堂主。五圣山各堂的弟兄公推向海潜为总山主。时向海潜住在方浜路祥茂里，计划以上海为基地，全力反对北洋军阀，为洪门的发展打开新局面。然而，近代以来，上海素为青帮之大本营，尤其是黄金荣、杜月笙和张啸林三大亨的势力，上自军政宪警，下至贩夫苦力，盘根错节，不可动摇。五圣山成立后，青帮即对其排挤、封杀。于是，向海潜只能在上海佛教寺院的住持、当家和尚中发展成员，而无法深入金融、企业和军警界。而且，五圣山的几个堂主也信仰各异，志趣不一，如仁文堂堂主朱卓文与胡汉民、胡毅生兄弟结为莫逆，对实际主持广东国民政府工作的廖仲恺极为仇视。经过向海潜多年的努力，五圣山还是打开了局面。四一二政变以后，向海潜与吴铁城、商震、钱大钧、杨虎、谭延闿、李济深等建立了友谊，吴铁城为五圣山提供经济援助，而向尤与主张反蒋的李济深最为投机，李济深不但加入了洪门，而且出任五圣山的会办，地位仅次于向海潜。至三十年代，五圣山彻底走出了初创时的那种窘境，其势力范围已扩大到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这从李西屏1934年致胡汉民的信函和电报中，可以得到印证。如李西屏1934年1月致胡汉民的信中说：“至于洪门推行正猛，新近又加入向海潜、蓝绍亭。两同志在洪门极有力量，尤有深长之革命历史。蓝君，即蓝天蔚之叔，辛亥贵州起义曾任民政长。向君在湖北历来革命，累踬累起，愈失败愈坚忍。鄂西一带据有伟大潜势力，亦将来吾党之基础部队也，故翊东（李西屏，名翊东，以字行）特别注意。”1934年2月致胡汉民的电报中又说：“向海潜同志在鄂西确有潜势力，拟恳给予鄂西宣抚使名义，以便前往收集。”

1936年，四十多个洪门团体为克服各山头互不联系、在社会上影响不大的弱点，于是打算在上海筹建洪门联合团体。经过酝酿，于上海大境路关帝庙召开洪兴协会成立大会。洪兴协会取义“同心协力，复兴洪门”之意。在当时的上海洪门中，向海潜的势力最大，而汪禹丞的名望最高，因此会议推举向、汪两人为洪兴协会董事长。洪兴协会成立后，事务所就设在浦东大楼五圣山的会所里。向、汪每月召开理、监事会议，各山头的龙头大爷们彼此交流情况，联络感情，消除隔阂。过去，上海洪门内部经常为争地盘、挖墙脚而互相打斗，但自从洪兴协会成立后，就再没有出现过这种现象。

洪兴协会成立之际，抗日救亡运动正蓬勃发展，向海潜在理事会上要求具有爱国传统的洪门成员投身抗日斗争。他派代表到英商上海电车公司等企业，向下层洪帮工人弟兄讲演洪门反清故事，号召大家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还召集申新第五、第六、第七纱厂和怡和洋行、和平洋行等工厂企业的工人在大中华酒楼聚餐，告诫大家不仅要抱洪门的义气，还要抱中国人的义气，团结抗日。七七事变爆发后，向海潜更加积极投身于抗日洪流。1937年7月21日，他致电北平宋哲元和二十九军全体将士：“……二十九军的抗战为民族争光，海潜韬晦沪上，愿本孙中山反清精神，率洪门健儿，与敌寇周旋，虽粉身碎骨，亦在所不辞。”为能率洪门为保家卫国出力，向海潜又于次日致电蒋介石说：“我虽不才，愿以在野之身，统率海内健儿，与残暴日军一决生死，一息尚存，义无反顾……悲愤待命，无任屏营！”向海潜还与青帮首领捐弃前嫌，共同发表申明：“有群众数十万人，听候点编指挥！”由于蒋介石轻视，甚至歧视民众的抗日，因此向海潜的愿望没法实现。但是，向海潜仍积极参加上海的抗日活动，他是上海各界抗敌后援会的主席团成员。上海沦陷后，他与五圣山各堂主相约，无论在何地，继续参加抗日。信廉堂堂主张子廉到香港后，召集在港洪门弟兄，成立中华民国香港联合保安队，与港英政府合作，抗击日军对华南的进攻。义衡堂堂主梅光培在香港警察、海员和渔民中广收门徒，并创建义勇军参加抗日。礼德堂堂主明德于1938年在河南许昌组织抗日游击队，并请洪帮首领杨庆山为顾问，声势浩大，使日军闻之胆寒。五圣山会办李济深也发动本山弟兄护送大批难民从广东向内地撤退，曾将二百妇女、儿童一直护送到广西桂林。日军占领上海后，向海潜离沪先到武汉活动，后进入万县，最后到重庆。在四川袍哥范绍增（八十八军军长）等人的帮助下，五圣山在四川扩展开来。首先，向海潜将礼字袍哥副总社长廖开孝，仁字袍哥、军统骨干罗国熙，原二十军中将副军长夏炯转入五圣山，然后通过这些洪帮首领将重庆的仁、义、礼各堂袍哥全部转入五圣山。这样，五圣山成为全国势力最大的洪门山头。向海潜在重庆也十分活跃，常到洪门弟兄集中的党政机关和企业访谈，鼓励弟兄们全力抗日。他还派人到湖北组织抗日游击队，以便深入敌后打击日军。

帮会组织的活跃，帮会武装的出现，使蒋介石大伤脑筋，即使在这种民族存亡关头，他也没有忘记削弱和消灭异己力量。蒋介石颁布了一系列文件，限制并取缔帮会活动。1944年，向海潜请明德携八千支步枪和洪帮人员经西安到敌后去，蒋介石严令打击。戴笠即指使在西北的胡宗南将枪支扣下，并命令别动队纵队司令刘慕德将明德逮捕活埋。蒋介石还下令通缉向海潜，向不得不逃往桂林。后经洪帮将军樊崧甫和吴铁城等疏通说情，蒋介石才取消了通缉。向海潜在桂林李济深那里做了一段时间的高级顾问，才回到重庆。蒋介石后来给了向海潜一个战时民众动员委员会常务委员的虚衔，领取干薪，并定期送些财物，把他羁留在重庆。为了控制全国帮会组织，蒋介石欲建立由军统操纵的帮会新社团。而当时在重庆的洪门各山头，如五圣山的山主向海潜，皕花山的山主韦作民，长白山的山主张树声、太华山栖霞山的双龙头杨庆山等，正酝酿成立洪门最高山堂。此事被国民党特务侦知，蒋介石担心洪门统一后势力巨大，万一被中共利用将不可收拾，便指令戴笠联合杜月笙等，筹建一个由军统控制的全国性帮会组织。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人民行动委员会正式成立。向海潜与杨虎、杜月笙、杨庆山、张树声、韦作民、田得胜等七人为常务委员，戴笠担任主任委员。人民行动委员会虽有捐款献机、赈救水灾、建立秘密抗日交通线等活动，但其活动均在军统特务的严密掌控之中。

抗战胜利后，向海潜于1946年回到上海，首先便办理洪门复员，改组洪兴协会，向仍任理事长。时美洲洪门首领司徒美堂来沪，以联合向海潜等，召集全球洪门大会，组建致公党，对抗国民党的一党专政。1946年7月25日，洪门恳亲大会在上海举行，向海潜为主席团成员。但由于国民党的干涉和分化瓦解，洪门组建统一、公开、独立的政党的愿望最终成了泡影。此时，蒋介石正积极准备内战，便想通过控制全国帮会组织和武装作为打内战的资本，便将人民行动委员会改建为中国新社会建设协会。1946年10月10日，新社会建设协会在上海丽都花园举行成立大会。向海潜迫于压力作出让步，与杜月笙、杨虎等三人担任了常务理事，军统特务徐亮则担任了书记长（实际负责人）。1946年4月，向海潜六十寿辰，洪门在静安寺设立寿堂，孙科、吴国桢、吴开先、潘公展、王晓籁等国民党要人和社会名流均送礼祝寿，蒋介石也送礼恭贺。这一时期，向海潜还多次在上海大开香堂，广收门徒。向海潜虽然参加了新社会建设协会这种由国民党控制的帮会，但并没有像杜月笙那样为蒋介石反共打内战摇旗呐喊，也没有参加伪国大代表的竞选，相反，在这民族命运决战的时刻，开始向往进步，积极向中共方面靠拢。

1947年，中共上海局提出要根据新社会建设协会中成员的政治情况和不同表现，分别对待，争取部分帮会首领，阻止国民党特务利用帮会进行反共和从事破坏活动，促使他们保持中立，或为我所用。中共上海局城市工作部部长张执一秘密会见向海潜，与向海潜恳切交谈，分析形势，希望在这历史转折关头帮助中共。向海潜也诚恳地表示愿意协助共产党。于是，张执一指令帮会工作委员会书记田云樵与向保持联系。此后两年内，向海潜经常向共产党提供重要情报，如国民党战区指挥人员调动，部队调动，蒋介石决定下野等等。向海潜还与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领导人李济深合作，派智松堂的汪云山等秘密加入民革组织。礼德堂堂主樊崧甫也与中共合作。向海潜这些活动，蒋介石不会不知道，因为戴笠早已派人打入了五圣山。1949年初，向海潜的亲信提醒他已被军统监视，向回答：“不要管他！”仍与李济深和共产党来往，准备弃暗投明。这时，蒋介石鉴于洪门的势力大，五圣山的人马遍布各地，不敢贸然行事，遂令毛人凤一定要让向海潜离开上海。上海解放前夕，向海潜被国民党特务押上飞机飞往香港。到香港后，向已失去人身自由，但他仍密派王智圣回上海，表示不为国民党所用，拥护人民政府。1953年，向海潜一家被迫迁往台湾。向海潜在台湾除参加洪门活动外，并不参加其他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