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文章：金以林，“辛亥革命的意义不应低估”

“共同的历史记忆，有望使两岸关系在共同历史研究基础上寻求新的突破。”

“从小我就不爱看小说，反而对人物传记等史书感兴趣，与其看小说，还不如看《政协文史资料》。”

44岁的金以林坐在北京东厂胡同近代史所大楼的办公室中，他沏上茶，对本刊记者娓娓道来。如果说“甘坐板凳十年冷”的研究工作对他来说不是爱好，但显然也不是难耐的工作。

金以林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主任。他的最新研究成果是2009年底出版的《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蒋介石“最高领袖”地位是如何确立的》一书。这本蓝色封皮厚达465页的专著花费了他8年时光。

金以林以为历史研究就应该如此。“我不认为写一本书花8年时间就算长。”他确定地说。

金以林对历史研究的理解和他的家学渊源是分不开的，他有一位闻名于国内外史学界的父亲——辛亥革命史学家金冲及。他承认喜好历史源自家庭，但走上历史研究这条“不现实”的道路则是出于自己的志趣。

金以林选择大学专业时，父亲反对他学文科，“他希望我学工科，有一技之长可以一生拿稳饭碗，不过父亲还是尊重了我的意愿。”

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毕业后，金以林在香港大学取得硕士学位，1993年他到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后来他又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取得博士学位，之后他回到了近代史所，延续他自幼起始的历史深处的探寻。

2011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海峡两岸以至世界的华人聚居地都将举办纪念活动。金以林所在的中国社科院与湖北省政府协作，将于10月在武汉举行“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届时他所任职的民国史研究室还将推出三套共二千万字的研究成果：《中华民国史》《中华民国大事记》与《中华民国人物传》。

金以林说，“1972年我们研究所成立中华民国史研究组，就开始着手这三套书的著述，今年终于得以全部完成。”

“辛亥革命意义不应该被低估”

“辛亥革命的历史作用是相当大的，目前对其评价和认识还远远不够。”金以林谈话一开始就提出这样的观点。

为什么对辛亥革命的评价存在“低估”的情况？

金以林认为这有认识的原因，也有时代的因素。参加过辛亥革命的林伯渠说过：“对于许多未经过帝王之治的青年，辛亥革命的政治意义是常被过低估计的。这并不足怪，因为他们没看到推翻几千年因袭下来的专制政体是多么不易的一件事。”

国内历史学者通常将1840至1949年的近现代史划分为两段，即1919年五四运动以前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与五四运动以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传统观点认为两者的区别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因其阶级局限性，导致革命的不彻底，必然要走向失败；而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由代表无产阶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种观点有其合理性，但过于强调两种不同性质革命的差异性，可能人为地将彼此割裂开来。

“辛亥革命使中国人在思想上得到一次大解放。”金以林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规定“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国民全体”，其时社会舆论空前活跃，报纸刊物对国事议论纷纷，政治团体雨后春笋般成立。

他认为，辛亥革命一代志士就是抱着中国近代化的使命，他们的任务就是实现民族独立与人民民主。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权，使人们普遍获得思想解放。各种西方思潮与思想冲入、涌现，民主共和思想、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纷然在中国传播，至辛亥革命后的十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结果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这是其来有自，因此不应该脱节地看待历史。

金以林说，“辛亥革命在中国历史上是开天辟地的大事件，推翻两千年的帝制，在亚洲建立了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如果能坚持下去，专制政体是有可能消灭的。”

最终革命失败了，但它留下遗产与思考，到1915年陈独秀办《新青年》掀起了新文化运动，人们认识到中国近代化不仅要在政治上改革，还要向旧文化旧礼教宣战。

金以林总结，“所以我们不应该割裂看待所谓新、旧民主革命，从革命家自身的经历来看，早期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者，几乎都参加过辛亥革命。吴玉章、林伯渠是同盟会最早的会员，陈独秀在辛亥革命后一度担任安徽都督府的秘书长。武昌起义那年，年仅18岁的毛泽东还参加了新军。即使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其革命性质也还是要完成资产阶级的革命任务。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1956年，我们才开始真正进入社会主义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