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活动,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举起民主共和的旗帜。这是一件有着破天荒意义的大事。民主共和,是同君主专制相对立的。中国自有文字记载以来,几千年实行的都是君主专制制度。皇帝被称为“天子”,仿佛代表着天意来实现人间的统治。他的话就是“金口玉言”,是断然违反不得的。“君为臣纲”之类的说教,经过几千年灌输和熏陶,仿佛已成为天经地义,连产生一点怀疑的念头都是“大逆不道”的事情。要从如此沉重的传统束缚下摆脱出来,提出以另一种政治制度来代替君主制度,其难可想而知。远的不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太平天国的洪秀全做了天王,其实还是皇帝;戊戌维新运动,希望靠光绪这个“好皇帝”自上而下地推行变法;义和团运动,旗帜上写的还是“扶清灭洋”。中国同盟会的宗旨中明确规定要“创立民国”,这是一个全新的观念,而且从此逐步深入人心。同盟会的《革命方略》写道:“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这些话在今天看来似乎平淡无奇,但在当时确实产生了石破天惊的震撼力量。
辛亥革命时期的先进中国人是向西方学习的。但那时西方国家内部的种种社会矛盾已经越来越清楚地暴露出来。资本主义社会中贫富之间的急剧分化、社会主义思潮的迅速传播,引起孙中山的极大关注。他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英国进行实地考察后写道:“两年之间,所见所闻殊多心得。始知徒致国家富强、民权发达如欧洲列强者,犹未能登斯民于极乐之乡也;是以欧洲志士犹有社会革命之运动也。予欲为一劳永逸计,乃采取民生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孙中山在潜心学习西方的同时,已敏锐察觉到资本主义社会的阴暗面,这在一百多年前是难能可贵的。
在近代,中国人面对的问题成千上万,许多人常不知该从何下手。孙中山从千头万绪的现象中,提纲挈领地提出民族独立、民主政治、民生幸福这三个目标,并且坚决主张用革命的手段来实现它。这就指明了一个新的方向,集中地反映了时代的要求和人民的愿望。为什么当时会有那么多人奋不顾身地奔集到孙中山高举的旗帜下来,原因就在这里。尽管孙中山并没有找到实现这些目标的具体道路,但这些目标的提出毕竟激励着不止一代的中国人不断地向前奋斗。辛亥革命没有完成这个任务,但它的历史贡献是不可磨灭的。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辛亥革命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革命,孙中山是当时站在时代前列的伟大人物。这个评价是深刻的,完全符合实际的。
辛亥革命的成功和失败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但它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人民的悲惨境遇。那么,辛亥革命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应该说,这两个方面同时存在。
结束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制度,这是改变中国历史面貌的一件大事。亲身参加过辛亥革命的林伯渠同志在六十年前曾很有感慨地说:“对于许多未经过帝王之治的青年,辛亥革命的政治意义是常被过低估计的。这并不足怪,因为他们没有看到推翻几千年因袭下来的专制政体是多么不易的一件事”。这场变革,为中国人走向独立和解放的道路扫除了一个巨大的障碍物。此后,无论是袁世凯称帝还是张勋复辟,都只能昙花一现,立刻遭到全国人民的普遍反对,很快归于失败。历史的发展毕竟无法倒转回去了。
诚然,民主共和制度在当时的中国只是徒具形式,但这个形式在人们观念上引起的深刻变革决不能小看。中国人历来讲究要“名正言顺”。孙中山说:“在南京所订民国约法,内中只有‘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一条是兄弟主张的。”有了这一条,民主共和便成了“正统”,人们不再把自己看作皇上的“子民”,开始意识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在这种情况下,各种政党、社会团体和报章杂志像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政治生活空前活跃,民主精神普遍高涨。它为中国的继续前进创造了重要条件。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社会上迅速掀起一个如火如荼的兴办实业的热潮,对中国工业化的发展起到了推进作用。
南京临时政府还采取许多移风易俗的措施,如:剪除发辫,改变服饰;废除跪拜、请安等礼节,代以鞠躬、握手;取消大人、老爷等称呼,代以先生、君等。这些措施的实行虽不彻底,但在正式场合仍可看到和过去有明显的不同,从而使人们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
辛亥革命给人们带来一次思想上的大解放。皇帝历来被看作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绝对权威,如今都可以被打倒,那么还有什么陈腐的东西不可以被怀疑,不可以被抛弃?
辛亥革命离五四运动只有七年多,中间的发展脉络清晰可见。可以说,没有辛亥革命,便没有五四运动,便没有以后历史的发展。这不是过甚其词的夸张,而是历史前进必经的阶梯。即便南京临时政府很快就结束,袁世凯又建立起北洋军阀的统治,但已经发生了的变化是谁也无法全部抹掉的。把辛亥革命称为二十世纪中国的第一次历史性巨大变化,它是当之无愧的。
说辛亥革命又是失败了,这同前面所说的是不是自相矛盾?不是。这次革命并没有达到它所预期的目标,没有能从根本上改变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对中国的统治,没有真正实现民族独立、民主政治和民生幸福。西方列强在中国的支配地位没有受到削弱,在农村没有出现一场社会大变动,中国近代社会的基本矛盾一个也没有得到解决。革命的果实又落到旧势力的代表袁世凯手里。中国仍是一个贫穷、落后、分裂、混乱的国家。从这个意义上,人们不能不说辛亥革命失败了。
辛亥革命的失败,同样也给后人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导致失败的原因,除客观的力量对比悬殊以外,这场革命的领导者所代表的社会力量还很薄弱,政治上也不成熟,确实存在严重的弱点:第一,他们没有提出一个明确的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制度的政治纲领,许多人在推翻清朝政府以后便以为大功已经告成,失去了继续前进的明确方向。第二,他们没有发动并依靠占中国人口最大多数的下层劳动人民,因而在强大的旧势力面前便觉得自己孤立无援,找不到把革命进行到底的力量源泉。第三,他们没有形成由一大批有着共同理想和严格纪律的先进分子组成的党,作为革命队伍的核心力量,因而难以在极端复杂的环境中顽强地进行坚韧不拔的斗争。在当时还不成熟的中国社会历史条件下要解决这些问题是做不到的。
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
振兴中华,实现祖国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这是一个宏伟而艰巨的目标,决不是靠一两次革命冲击就能实现的,也不可能在一两代人手里完成。
辛亥革命后建立起来的共和国,照搬了西方国家民主政治的模式。许多人兴高采烈,把事情想得很简单,以为民主共和国既经成立,人民生活在优良政治之下,进步一定很快,种种根本改革都将顺利实现。可是,事实却使人大失所望:普选徒具形式;多党制成了拉帮结派,党同伐异;议会里大多是一些政客在那里吵吵嚷嚷,争权夺利;国民党在大选中取得国会议席中的大多数,但对国民党的实际作用却很少裨益。热切的期望,得到的却是冰冷的回报。等到袁世凯代表的旧势力作好了准备,突然猛扑过来,就连那些形式上的东西也被抛到九霄云外。种瓜得豆,这真是创业者始料不及的。
但是,历史不会在此停步不前。在深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面前,旧的路走不通了,中国的先进分子便不能不开始新的探索,寻找新的出路。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写道:“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震动了全世界。俄国人举行了十月革命,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时,也只是在这时,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
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大体上有两种:年长的大多参加过辛亥革命,并且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如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朱德等;陈独秀虽然没有参加同盟会,但同样积极地投身辛亥革命,并且担任过独立不久的安徽都督府秘书长。年轻一些的大多也受到这次革命的深刻影响,如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
林伯渠描述了自己在辛亥革命后的思想历程:“从同盟会起到民国成立后十年中,自己亲自参加了每个阶段的民族民主的革命斗争,经过了多少的挫折失败,也流尽无数志士的鲜血,然而反动势力仍然是此起彼伏地统治着中国,政局的澄清总是那样遥远无期。虽然对于造成这种形势的真正原因还不完全了解,但总觉得不能再重复过去所走的路,应该从痛苦的经验中摸索出一条新路。”他又说:“从自身的经历中,也体验到一个彻底的民主主义者,他所走向的是共产主义的道路。辛亥革命前觉得只要把帝制推翻便可以天下太平,革命以后经过多少挫折,自己追求的民主还是那样的遥远,于是慢慢地从痛苦的经验中,发现了这路不通,终于走上了共产主义的道路。这不仅是一个人的经验,在革命队伍里是不缺少这样的人的。”
由上可见,早期共产党人在思想上几乎都受过辛亥革命风暴的洗礼和激励,成为他们投身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起点;随后,又从辛亥革命的失败中接受了教训,看到它存在的严重弱点,认识到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下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是不可能的,必须寻找新的救国救民的道路,继续向前走。他们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帮助下,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走到工人和农民中间去,从中国的实际国情出发,脚踏实地地开始新的斗争,终于找到了正确的前进方向,找到了足以把祖国从危难中拯救出来的力量源泉。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经过长期的不屈不挠的斗争,经过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前进,终于领导人民取得了辉煌胜利。
来源:《人民日报》 编辑:马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