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别企业利益驱使

目前，深圳市有关部门已与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人力资源部门、公安部门取得联系，并由宝安区人力资源部门、公安部门与街道等委派专人赴当地会同有关部门进行深入调查取证，除对上述7名嫌疑童工深入核查，同时对其他66名人员也做进一步调查核实。宝安区人力资源部门表示，将根据核查结果对涉事企业依法严肃查处。

上海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樊森英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未成年工特殊保护规定》以及《禁止使用童工规定》等法律法规颁布施行后，我国对于解决童工现象的政策法律已经基本建立。《禁止使用童工规定》明确规定使用童工属于违法行为，并规定了相应的法律责任。

段轶群称：“这些员工面孔看起来似乎很小。但当时处于用工紧张期，所以就先招进来了。”但是，根据相关法律，只要员工未满16周岁，不管用人单位是否知情，都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禁止使用童工规定》中，明确有“每使用一名童工每月处5000元罚款”的规定。

段轶群表示，今年“用工荒”很严重，“尤其是春节前一两个月工厂招工很困难”。记者在大洋田工业区内发现，随处可见的宣传栏上贴满了各式各样的招聘信息，有的企业直接做一个海报摆在公司门口。也有媒体曝出，因劳动力匮乏，珠三角地区出现“黑洋工”现象。

段轶群对记者表示，不会为了节约一点点成本就违法使用童工的。而对于为什么使用童工会节约成本却不予答复。

经过调查，记者了解到，在大洋田工业区普工的平均工资是每小时11元，按照这个标准计算，每个员工每天工作11小时，每月30天，应发工资3630元。实际支付给这些涉嫌“童工”的是2000元，企业每月从每个人身上“节省”1630元，而雇佣这样70个孩子，每月可节省开支逾11万元。

和可立克、德林克一样，雇佣未满16周岁未成年人的企业似乎并不是少数。周边居民称，“几乎每个工厂都有这样稚气未脱的‘员工’，看上去都不到16岁，大部分来自四川、贵州、江西等劳务输出大省。”而多数中介机构并不会把16周岁当成门槛，“小孩比较好管理，如果带来的人数够多的话，发工资都是你说了算。”

送回家之后怎样？

被遣送回家的时候，带着弟弟妹妹一起的曲比阿美（化名）并不想走，“家里有7个兄弟姐妹，不出来打工怎么办呢？”阿美说这话时带着勉强的笑容。尽管她坚持说自己20岁、妹妹17岁、弟弟16岁，聊起天来她又透露出自己刚刚初中毕业的信息。

大多数伙伴和阿美有一样的想法，在深圳能赚到钱，在家只有贫穷。阿美的网络空间里有一个相册，叫“我的家乡”。群山环绕的小山村，炊烟袅袅。这世外桃源般的景色是很多城里人向往的地方，而真正生活在这里的人想的是如何走出大山。闭塞的交通、落后的教育，使很多孩子被迫中断了学业，走出大山谋生。

虽然在深圳，他们被无良中介与企业盘剥，长期加班，没有休假。但短短10天的打工之旅结束，回到老家，他们能做什么呢？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表示，在偏远农村，儿童辍学率并不低，这是不能回避的社会问题。“贫穷将这群孩子推到城市，现在又被送回去。原本该在学校里读书的年纪要承担更多的责任。未来社会的发展应该更多的照顾到偏远、贫困地区，兼顾地区公平。”

“当地经济不能发展，依旧不能保证孩子的受教育权。现在把孩子送回家，他们不可能再回到学校，过一段时间还是要出来打工，童工问题也将是一个无解的循环。”该专家表示。

记者还在工业园区看到另一些年轻的打工者：夸张的耳环、破洞低腰牛仔裤、怪异的发型用刘海遮住半张脸，兜里基本上是“山寨”手机，网络社交空间里则是各种网吧为背景的照片……这些年轻的工人被定义为“杀马特”。这个音译英文smart，原意为时尚的、聪明的，这里却是截然相反的含义。

“杀马特”即“农村非主流”，流传于城乡结合部，成为一种青少年亚文化现象。一位社会学家表示，农村辍学的孩子来到城市打工，他们试图融入到城市，并不能真正被接纳。现实中，他们在走向“城市化”的过程中，面临更多的嘲笑和歧视。另一方面，他们也和祖辈的农民形象相去甚远。

该社会学家认为，这个群体教育背景有限，经济收入微薄，残酷的生存环境以及逼仄的发展未来，让他们没有能力或者没有意识寻求更高层次的发展。于是，他们面临着既不能成为城市人，也不愿回到农村的“尴尬”境地。“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障碍。这种阻碍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差距，也表现在精神上的隔阂。”（吕绍刚闫军 熊志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