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李建国）

同志们，朋友们：

今天我们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在这里举行座谈会，纪念习仲勋同志诞辰100周年，深切缅怀他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建立的不朽功勋，追思和学习他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不懈奋斗的崇高品质和始终不渝的革命精神。

习仲勋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我军卓越的政治工作领导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国务院原副总理，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第五届、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光辉战斗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

习仲勋同志早年参加革命，出生入死、转战陕甘，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习仲勋同志1913年10月15日出生于陕西省富平县一个农民家庭，早年接受革命思想，参加进步学生团体。1926年5月，年仅13岁的习仲勋同志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春参加爱国学生运动，遭国民党当局关押，在狱中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0年初，习仲勋同志受党组织委派到国民党西北军杨虎城部做兵运工作，后任中共营委书记。1932年4月，他组织发动了“两当兵变”，任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队委书记。同年9月，进入渭北革命根据地，任渭北游击队第二支队政治指导员。1933年2月，他任共青团三原中心县委书记，从事武装斗争、农民运动和青年工作。同年3月后，与刘志丹等同志创建先后以照金、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习仲勋同志历任中共陕甘边特委委员，军委书记和共青团特委书记，游击队总指挥部政治委员，革命委员会副主席、主席等职务。1934年11月，当选为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他参与领导苏区的游击战争，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多次“围剿”，出生入死，浴血奋战，在不断排除内部“左”的和右的思想干扰中，壮大了红军武装，巩固和发展了革命根据地。他以极大精力领导党的建设和政权建设，为土地革命战争年代红色政权的巩固和经济的发展，做了许多探索性、开创性的工作。1935年春，陕北、陕甘边两块革命根据地在反“围剿”战争中连成一片，统一为陕甘革命根据地（又称“西北革命根据地”），习仲勋同志为中共西北工委领导成员，并继续担任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1935年9月，他和刘志丹同志等一大批领导干部在错误肃反中被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执行者关押。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到达陕北后，他们才得以释放和平反，从而挽救了这块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使之成为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八路军奔赴抗日前线的出发点。

1936年1月，习仲勋同志任中共关中特委常委、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党团书记。同年6月，随红军西征，先后任中共曲环工委书记、环县县委书记。9月，又受中共中央委派赴关中，守卫陕甘宁边区南大门，长达6年。9月起任中共关中特委书记、游击队政治委员。抗日战争爆发后，习仲勋同志先后担任中共关中特委书记、专员公署专员、军分区和关中警备区第一旅政治委员。1942年起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党校校长。他组织领导分区军民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军事、政治和经济斗争，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赢得了党和人民群众的信赖和拥戴。1943年1月，毛泽东同志亲笔为他书写“党的利益在第一位”的题词，予以表彰。同年2月，他调任中共绥德地委书记兼绥德、米脂警备区和独立第一旅政治委员。他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培养典型，总结经验，领导大生产运动，增强了当地的经济实力，为巩固和发展“三三制”政权做出了很大成绩。在整风审干和“抢救运动”中，他抵制和纠正“左”的偏向，保护了干部和群众。1945年6月，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仲勋同志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同年8月，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其间，曾担任爷台山自卫反击战临时指挥部政治委员，参与领导了著名的爷台山自卫反击战，取得了反顽斗争的重大胜利。

习仲勋同志长期主持西北局工作，为夺取西北地区革命胜利、建立和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夙兴夜寐、忘我工作，作出了杰出贡献。抗日战争胜利后，习仲勋同志历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委员、陕甘宁野战集团军政治委员、西北野战兵团副政治委员、西北野战军副政治委员、西北军区政治委员。他受毛泽东同志指示，领导策动了横山起义，接应王震同志率三五九旅中原突围返回延安。1947年3月中旬后，按照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他协同彭德怀同志指挥了保卫党中央、毛主席和陕甘宁边区的战役，相继取得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三战三捷”和陇东、三边战斗的胜利。习仲勋同志作为我军优秀的政治工作领导者，在整个解放战争期间，和彭德怀、贺龙同志，或转战西北战场，或开展新式整军运动等军队政治工作，或组织后方支前，战胜了十倍于我的国民党军队，为解放大西北、解放全中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习仲勋同志在主持西北局工作中，和林伯渠同志一起，为建设陕甘宁边区呕心沥血，付出了巨大努力。尤其是在陕甘宁边区土改中，他提出的区别老区、半老区、新区不同情况制定政策和纠正“左”的偏向的意见，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肯定，并转发全国各解放区。

新中国成立后，习仲勋同志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代主席，西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第一野战军暨西北军区政治委员，长期主持西北党、政、军全面工作。他坚持党的正确路线，从实际出发，正确地、积极稳妥地领导了西北地区5省的城市接管、剿匪反霸、土地改革、镇反和“三反”“五反”及抗美援朝等重要工作。习仲勋同志还亲自兼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统战部部长，在统一战线工作中作出了突出贡献。他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大胆而妥当地解决了复杂的民族宗教问题，团结争取了一批少数民族宗教界上层人士，为巩固新生政权，建立新的社会秩序，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奠定了良好基础。

习仲勋同志在国务院协助周恩来总理工作长达10年，为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1952年9月，习仲勋同志调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兼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党组书记。他主持制定“整顿提高、重点发展、提高质量、稳步前进”的16字方针，指导了建国初期的文教工作。1953年9月后，他历任政务院秘书长、国务院秘书长。1956年9月，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59年4月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领导下，参与国家重大方针、政策、法规的研究和制定，以及重要的国务活动和外交活动。他主持制定一系列规范国家机关活动的规章制度，确保了机关的有效运转。他厉行节约，勤俭办事，树立了为人民当家理财的优良作风。在国务院工作期间，习仲勋同志兢兢业业、夜以继日，国政民事务必躬亲，充分展示了他的卓越才能，受到周恩来总理的高度称赞，被大家誉为国务院的“大管家”。

习仲勋同志主政广东，为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推动广东在全国率先改革开放勇当先锋和闯将。1978年4月后，习仲勋同志历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二书记、第一书记，广东省省长，广州军区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委员。他坚决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拥护党中央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大刀阔斧地拨乱反正，全力平反冤假错案，妥善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落实各项政策，增强了团结，稳定了局势。他团结省委一班人，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的关于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率先向党中央提出充分利用国内外的有利形势，发挥广东的特点和人文地缘优势，让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的请求，得到了邓小平同志的赞同。1979年7月，党中央、国务院正式批准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和创办经济特区，为广东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使广东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综合改革的试验区和排头兵，为国家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提供了宝贵经验。在这个历史进程中，习仲勋同志表现出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远见卓识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拓创新的革命胆略，为广东的改革开放事业和经济特区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他始终心系广东的发展。1989年12月，习仲勋同志到广东视察调研时强调，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要坚持改革的方向，改革不能踏步不前，更不能走回头路，希望广东充分发挥改革开放综合试验区先走一步的作用，争取各项工作走在全国的前列。

习仲勋同志主持中央书记处日常工作，为拨乱反正、加强新时期党的建设、开创统一战线工作新局面作出了卓越贡献。1981年3月，习仲勋同志参加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同年6月，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他被增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1982年9月，在党的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负责中央书记处的日常工作。他参与了一系列重大决策的研究、制定，处理了许多重大和复杂疑难问题。习仲勋同志直接参与领导党和国家领导体制和干部制度改革，在拨乱反正，推动组织、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实现干部的新老交替、精简机构、加强领导班子建设等方面，倾注了大量心血。他认真负责参与领导整党工作，为统一思想、整顿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努力把党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作出了积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