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到底向谁问责？华东政法大学教授、行政法学专家邹荣举例说，在冷水江市的“在读学生进事业编制”事件中，直接操办的市编办等单位工作人员固然有责任，而且纪检、监察部门已经在依法依规追究“相关责任人员”的责任。但是，作出亲笔批示的市委、市政府领导是否也是违反了规章制度，是否也是“相关责任人员”？

邹荣说，去年9月，韩国外交通商部长官柳明桓因为“特招”女儿事件引咎辞职，值得我们认真对照。“如果不问责到底，我们就会成为一个‘集体无责任’的社会。”

其二，“推倒重来”是否掩盖责任？邹荣表示，在多起“萝卜招聘”事件中，事情一旦被曝光，相关责任部门就倾向于取消原先已经进行的招聘，更改规则后从头再来。“但是他们有没有考虑过，也有一部分寒门子弟是通过正当途径应考，千辛万苦通过了笔试的，让他们也‘陪绑’‘吃药’，这合适吗？”邹荣说，“‘推倒重来’千万不能成为障眼法，把前面的‘暗箱操作’也都一笔勾销。”

其三，别让“工资待遇差”“留不住人”成为搪塞理由。上海大学教授、社会学家顾骏发现，在多起“萝卜招聘”事件中，当地部门给出的解释都是，招聘岗位工作艰苦，工资待遇差，本地人、本地干部家属更能安心工作，等等。“岗位艰苦不艰苦、工资待遇差不差，这个让应聘者自己判断；本地人、本地干部家属更能安心工作，则是明摆着的地域歧视和身份歧视。”顾骏说，“不要轻视群众的常识、智商和判断力，否则就会成为老百姓口中的笑柄。”

其四，必须重视细节这个“魔鬼”。“为什么大多发生在事业单位招聘？为什么大多在面试环节捣鬼？”邹荣解释说，相较比较规范的国家公务员考试，事业单位招考没有全国统一的法律规定，各地各部门的自由度更大，更容易在这方面出台“土政策”，把事业单位当“自留地”。进入招考环节后，相较于标准化打分的笔试，面试的可操控性更大，更容易打人情分。“我建议尽可能减少面试分数的权重。几分钟的时间，考官能问出什么来，能看出什么水平和能力？录用后不是还有试用期嘛，这种检验总比面试要真实。”邹荣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