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已陷入低生育率陷阱

政策调整后，人们愿不愿意再生育，为政策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人口结构打上问号。

在政策的重大调整后，人们愿不愿意再生育，为双独二胎、单独二胎政策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人口结构打上问号。

独立人口学者何亚福认为，此次提出的“单独”可生二胎政策对生育率的提高不会太大。“一方面，只有城市一部分人群可以享受政策，农村大部分人不符合要求；另一方面，即使符合要求，在一些大城市，如北上广深仍有不少夫妇不愿意生。”

北京的公务员张敏和老公就是后者中的一员。张敏夫妻俩是都是北京公务员，家庭月收入在一万元以上，但双方都对生育二胎没有兴趣。“我们不想要二胎。”张敏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我们希望有两人自己的生活”。

她说，孩子从上学开始就加入了社会竞争，除了上幼儿园，还需要上英语辅导班、兴趣爱好班。每周末，他们都要带孩子去国家图书馆看书，下午再送去学游泳。“周末的空余时间都用在这上面，我们俩人几乎没有自己的休息时间，围绕着孩子团团转。如果再来一个孩子，生活会更累，这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生活状态。”

而对阿宾夫妇而言，虽然小两口愿意再生，但是生育二胎带来的家庭经济支出增加成为其首要压力。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家里老大今年三岁，幼儿园、培训费、衣服费、伙食费约5万，二胎月嫂等费用5万元，我和老婆消费费用5万元，4个老人一年的花费5万元。”他说，这每年20万支出是一个非常保守的数据，前提条件是家庭中所有人没生病，也没有什么娱乐生活。

事实上，从已实行多年的双独二胎政策对人口结构的影响来看，结果是微乎其微。上海市卫计委统计显示，目前上海户籍人口中约有200多万个双独家庭，按现行政策都有资格申请生二胎，但是5年来，实际申请户数仅13000多例，实际生育登记仅7000多户，占比0 .35%。北京市城市双独家庭受访者中，26.13%选择了“愿意生二胎”，44.16%选择了“不愿意”，29.71%选择了“没想好”；而农村双独家庭只有36.33%愿意生育二胎。

在人口学者、携程网创始人梁建章看来，长期低生育率会导致未来社会极度老龄化，养老负担沉重，让育龄家庭不堪重负，反过来会抑制生育意愿，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年轻夫妻普遍感觉养不起孩子并开始感受到赡养老人的压力，说明中国已经完全陷入了低生育率陷阱。”他表示，生育政策逆转带来的反弹非常有限，这在一些发达国家已有体现，如新加坡和韩国都曾实行过柔性的生育控制政策，后来都改弦易辙，但目前其生育率均处世界最低水平。

“第二次人口红利”仍有较大空间

通过创新制度，中国有望得到以“资本较多，劳动力较少”为特征的二次人口红利。

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的发展动力源———“世界工厂”主要依靠的是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不过，显然“人口红利”作为中国曾经的核心发展动力正在逐步耗尽。有专家指出，通过创新制度安排，加快改革步伐，中国有望挖掘更深层次的经济发展潜力。

“面对人口红利消失，我们应该树立这样的理念：‘第一次人口红利’终究会枯竭，而‘第二次人口红利’潜力则是无限的。”蔡昉说。

近年来，有学者将人口红利的概念进一步划分为“第一人口红利”和“第二人口红利”。

其中，“第一人口红利”用“支撑比”来表示，即有效生产者与有效消费者人数之比，它不考虑单位劳动者产出变化。该支撑比上升，表明有利于经济增长。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间，中国正好处在第一人口红利期，创造了人口要素的比较优势。

虽然我国劳动力供给增长放缓，第一次人口红利接近尾声，但有学者指出，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源泉的枯竭，相反，中国未来其实还潜藏着“第二次人口红利”，即人口结构变化促使居民积累财产，从而导致资本快速积累，而整个经济的资本深化推动了单位劳动者产出提高。

从劳动力质量看“第二人口红利”有较大空间，仍将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提升劳动生产率。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认为，随着中国竞争力、利润和剩余增加，资本就会快速积累，而劳动力的增加受人口增长的限制是有限的。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就会不断改变，发展模式会从劳动力较多、资本较少，逐渐变为资本较多、劳动力较少，这个转变过程也体现在发达国家的发展进程中。

不过，这一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策和制度环境。专家认为，通过创新制度安排，加快改革步伐，中国有望获得“第二次人口红利”。

此外，蔡昉认为，加快城市化进程，促进公共服务的全覆盖，把目前2.3亿流动就业的农民工和就地转移就业的农民工，变成真正的城市人口，就可以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提供“另一半人口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