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双兵

作为一位民转公的农村教师，凭着“公粮”，张双兵本可以过着在当地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安康日子，“慰安妇”三个字改变了他的一生。他没有财力、也没有地位，但他坚守了21年。

穿着化纤的外套，张双兵的旧鞋上沾着土，消瘦的他语调低沉有礼，但总是不自觉地锁着眉头，“家里不支持我，老是吵架，但是也没有办法。这个事情我既然担起来了，就要扛下去，不继续做这件事，无法给这些老人一个交代。”

张双兵有一女一儿，妻子多病，上面还要赡养两位老人，多年来都是家里唯一的壮劳力，但由于他把大量的精力和金钱都投入到为慰安妇奔走的事业中，家里缺人干活，妻子累得受不了，就和他闹别扭。到2000年，虽然全家省吃俭用，还是欠了四五万元的外债。

好在1996年后，张双兵转为公办教师，收入每个月有几百元，儿女也陆续长大了，一直到这几年才慢慢还清欠债。但由于寻访常常需要请假，学校有意见，有30多年工龄、已经内退5年的张双兵至今还是初级教师，收入比同辈低一截。

“是命运找到了我。”张双兵抓了抓头发、嘴角往上弯了一弯。

难找中国律师无奈用日本律师

和羊城晚报记者谈及15年的申诉之路，张双兵只有无奈，“我们民间能做的，已经都做了，现在这个结果，老人们和她们的亲友非常失望，但是也没有办法。”

1992年初，时任中国驻日大使杨振亚指出：逼使妇女充当慰安妇“是当年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亚洲犯下的可耻罪行之一，有报道说，在中国妇女中也有受害者。我希望进一步查明事实真相，我们在注视这个问题”。

同年7月，日本驻华大使馆向中国政府通报了有关慰安妇问题的初步调查结果，他们承认，调查结果表明日本政府参与了慰安妇的征召和管理。中国外交部立即表明了立场：“无论今后日本采取什么措施，希望日本把中国与韩国同样对待。”

看到了这些消息的张双兵，立刻找到了他认识的受害者们。在他的牵线搭桥下，1992年7月，5位受害女性——侯冬娥、刘面换、冯壮香、刘二荷、陈林桃，还有两位男性劳工，把积聚了50年的怨愤凝集成一纸申诉书，作为中国第一批申诉者，向日本政府正式提出申诉，要求日方公开道歉、并支付每人最高至12万美元的赔偿，但日本毫无反应。

1994年，日本律师以胜诉后收取代理费为前提找到张双兵，一起在山西调查取证。数名中国慰安妇表示愿意出庭作证、起诉日本政府，日本律师随之接受委托。1995年，日本法院正式受理了首批4位中国慰安妇的索赔请求；1996年，第二批两人起诉；1998年，第三批10人起诉。时隔50多年，有的老人在初见日本人的时候，还会恐怖得昏厥过去，但她们依然坚持了下来。

随后从1996年到2007年，几乎每年张双兵都会组织受害老人赴日开庭、开控诉会。但遗憾的是，无力自筹经费的他们一直只能依靠日本律师、日本经费，“我开始找过中国律师，觉得还是花自己的钱体面。但很遗憾，没找到。”张双兵说。

虽然铁证如山，但经过3次判决，三批老人全部败诉。2007年3月18日，张双兵和老人们等来了日本方面“最后的判决”。日本法院最终的判决承认历史罪行，但不予赔偿。张双兵至今不能理解：“不予赔偿，就是不想承认罪行，而且没有道歉。”

由于屡屡败诉，日本律师方面也不愿意再接受新的委托。羊城晚报记者了解到，虽然后来又有三四十人愿意提出起诉，却无人代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