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日律师的帮助下，官司从日本地方法院打到最高法院，铁证面前，日本法院从最初不承认基本事实到承认受害事实，取得初步胜利；但让人扼腕的是，日本法院一方面认定了当年的侵害事实，另一方面却以“个人没有权利起诉国家”为由，宣布原告败诉，迄今未作任何道歉和经济赔偿。

老人们正在逝去，和羊城晚报记者核对完最后19位在世者名单的张双兵，叹了口气：“给她们讨回公道，已经不是个人的力量可以完成，只希望还有人能活着看到那一天到来。”

侯冬娥

如果不知道“盖山西”，张双兵也许不会成为“中国慰安妇民间调查第一人”。

1982年，张双兵第一次听闻“盖山西”的悲惨身世，让当时还不满30岁的他难以释怀。

“我调到盂县的高庄村学校教书，别人告诉我，有个老妇叫侯冬娥，因为年轻时长得美，人称‘盖山西’，日占时期被掳掠被迫当了慰安妇后，过得好可怜。”

一向喜欢写作、还在当地创办了“乌河文学社”的张双兵听说后，便前往拜访侯冬娥。

侯冬娥的家，穷得让农家子弟张双兵也瞠目结舌，“住着石窑洞，炕上铺着很破很破的席片，两个很小的铺盖卷，地上一个当凳子的木头墩子、一个木头柜子，其他什么都没了。”

侯冬娥当年已经61岁，由于长年凄苦，面相显老，但依然有一种说不出的美。“不是说眼睛特别大、或者鼻子特别挺，但就是长得很协调，挺拔、苗条，皮肤很白。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侯冬娥一身收拾得干净挺括，家里一尘不染。村子里很少能见到这样的人家。”

原本有儿有女、有丈夫的一个好女人，如何被“慰安妇”三个字毁了一生？

张双兵慢慢地聊着家常绕着弯子，最后才问起当年的经历，侯冬娥认真听完，苦笑了一下，“没有用，说出来让人笑话。”

不谈。

一周后，张双兵又去拜访侯冬娥，半天过去，侯冬娥还是苦笑着说：“你的心我明白，但是我自己不能说……”张双兵理解老人的心意，后来，他依然常常去她家聊天，但慰安妇方面的话题，始终没有触及。

这样足足过了10年。1992年6月，张双兵在报纸上看到关于战争赔偿的报道，“我立即去她家转告，她却不敢相信；过了20多天，我又拿着北京学者童增的来信，再次说明可以为她申冤雪恨，她还是不敢相信！”

张双兵带着妻子上门再跟她解释，最后，侯冬娥相信了同为女人的张妻的话。沉默十年后，侯冬娥终于重启记忆的阀门，痛哭整整一天之后，她开始详细地讲述自己的受害经历——

作为一位共产党员、村妇救会主任，侯冬娥如何被伪村长出卖；如何被三次掳掠到日军据点炮楼充当慰安妇、并因此失去生育能力；两个月大的女儿如何因为无人哺乳而夭折；逃生后如何遭到第一任丈夫的抛弃、亲生儿子也被带走；由于第二任丈夫早丧、已经10多岁大的养子如何又被对方家族带走；为了活命，不得不再跟了因为生梅毒、连鼻子都烂掉了的第三任丈夫……

侯冬娥最终成为第一个站出来、向日本政府讨还公道的中国女性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