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4张上下铺，常鹏的房间还有1张桌子、1把椅子、1个架子，简单而紧凑。“大家都没什么东西，就一个箱子放在床下，所以也不显得挤。垃圾都扔厕所那边，这屋还算干净。”常鹏努力而勉强地向记者介绍着这间小屋的“优点”：“至少开空调不用给钱！房东每次来收空调费，我们都不给，他能怎么样？不然报警啊！他这房子是违规出租的，你说他敢报警吗？”常鹏有点兴奋过了头，记者问他违规的房子为什么还要住，他很腼腆地笑了笑，“生活嘛，没人愿意住在这，都是没办法。”

睡觉，是这间屋子、这个床位对常鹏所具有的全部意义。“就是个睡觉的地方，没什么讲究。”但实际上，在群租的近半年时间里，常鹏没有几天能真正睡好。“我晚上睡得晚，每天晚上就听这满屋子人说梦话、磨牙，有喊叫的，有骂人的，还有叫救命的。”说到这，常鹏叹了口气，重复念叨着“都不容易”，这个小伙子突然表现得异常深沉，“我现在还一分钱都没挣到，估计以后挣到手的也就每月2000多元，600元的租金对我来说已经是极限了，不住群租房就只能走人。但我现在不能回老家，不能让人看不起。”

临走时，记者准备给这个贴满小广告的房门拍一张照片，常鹏赶紧提醒说，“记得给门牌号打个码。这段时间查得紧，房东他姑父的房子就被查了。”记者反问他不是很恨房东吗？他笑了笑，还是那句“都不容易”。这个小伙子无力为自己找到一个在法规框架内的安身之处，却用这样一句提醒小心翼翼地维护着他与房东之间脆弱的契约关系。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2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与他人合租住房的农民工达到19.7%，总数超过5000万人，且比例逐年上升。居住条件比常鹏及其舍友糟糕者大有人在。对此，记者采访了北京市住建委，其相关负责人很无奈地向记者表示，政策出台后，其效果并不是一两天就能显现出来的，今后住建委将与多部门联动，不断加大治理力度，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切实保障百姓居住权益。

对此，社会学家分析，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外来工群体，为了在生活成本高昂的大城市立足，不得不追逐更低廉的生活成本，这正是群租现象屡禁不止的原因。而社会资源高度集中的大城市因为消化能力有限，不得不以高成本的方式进行优胜劣汰，从这个意义上讲，群租只是部分低收入群体避免被淘汰的无奈选择。法律专家则认为，群租行为本质上并不违背《合同法》，但是给社会管理带来了问题，在加强治理、保证公共利益的同时，更应考虑如何将集中的资源进行有效配置，并提高城市的容纳能力。

实习编辑：段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