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风田：真假羊肉其中的利益差很大

(《央视财经评论》特约评论员)

因为羊肉的需要量很大，比如涮羊肉、羊肉泡馍等等，需求量很大，但是羊肉的生产又不可能去大规模的满足这种需求，所以这也是一个巨大利益差。比如羊肉现在有一斤最低20多块钱的，但一般的禽肉可能几块钱一斤，所以这个利益差是很大的。

这几年，整个我们国家特种养殖业发展很迅速，特种养殖就是，比如说我们需要貂皮等等，那么这样一些特殊的动物就被养了，但是实际工业用处只要这些特种养殖的某一个器官，比如一般的皮，它的肉的去处就是一个大问题。那么鹿肉，或者是貂肉等等，平常消费者一般不吃这些肉，所以这些大量的肉的去处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这几年，整个国家的不断的进行布控，所以大的一些超市就不敢轻易地进这些不合格的东西。那么刚好有一些死角，比如像一般的农贸市场离家庭也很近，都是个体经营，所以也容易被攻破。那么最薄弱的地方，恰巧就是这些最容易造假的地方，这又是未来的监管最难的地方，因为这些小商户随时在变，这些小商户进货的来源也不可能随时都盯着，所以未来对这一拨人，要怎么来更重点的盯一下。

刘戈：制假链条上已经形成了一些相关的产业

(《央视财经评论》评论员)

关键现在是形成了一些产业，这些产业其实不是以产为目的，比如说养鸭子，就是现在用的这个鸭肉其实不是用来食肉的鸭子，你看北京烤鸭是很贵的。实际上这个鸭是用来生蛋的鸭，本身它就是已经不进行食用的劣质鸭。另外，还有一些养殖，比如说养狐狸、养貂等等的这些，他把皮剥了以后，那个肉实际上当成工业的废品来处理的。我了解到，在一些养狐狸的地方，剥完皮以后，一只狐狸只要20块钱，那么20块钱一只狐狸，最后它加工成羊肉，那么这里面的利差是非常大的。

郑风田：食品造假等于是变相的投毒

(《央视财经评论》特约评论员)

过去我们全中国的食品监管往往是运动式的监管，比如说这一段时间要开什么重要的会议了，食品安全会议了，可能开始把这些非法的抓起来，等到风声一过，原来的这些做假的企业又开始恢复生产。那么怎么才能够对于这些企业进行重重的打击，不至于总是出现过一阵子又起来？所以今年两高出台的新的解释方案是特别好的。

管理学有一个概念叫做热炉效应，比如说有些规则，他碰了一次之后，以后一辈子他再也不敢碰了。食品安全规则就是要达到这种程度，因为食品安全是人吃的东西，造假就等于是变相的投毒。但现在有人说这个东西吃了以后，没把人毒死，它就制一个假的，对危害性认识不清楚。所以出现这么多的食品安全事件，都是针对有多少人付出了生命，有多少人判得很重的刑。所以我们很多人就认为，我们过去的食品安全犯罪成本很低，被击落的机率也很低，所以这才是导致老是出事儿，老是没有严重的打击。

刘戈：对监管部门也需问责到位监管部门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央视财经评论》评论员)

对犯罪分子要入重典，这没有问题。但是反过来，对于监管部门的责任，是不是也需要问责到位呢？两年有2088个人因为食品安全的问题被判了刑。但是反过来我们要问一句，那么这两年来，有哪一些政府的相关部门由此被处分、负责、免职，或者判刑呢？我们的食品安全法是1994年制定的，现在过了这么长的时间，整个食品的生产方式、运输方式、交易方式都发生了大的变化，那么原来的法律是否还能够适用？还能够让这些相关的监管的官员，他们能够克尽职守，能够在新的形势下去履行他们的责任？那么这个时候，我觉得需要有一种行政的问责机制，需要修改相关的法律，让监管部门更多的能够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我觉得这一点也很重要。

比如说，以前工商部门和质检部门两家分着，质检部门管企业生产，工商部门管市场。那么管市场的人不具备监测的技术手段，所以经常互相是两张皮。现在你会发现，从假羊肉的事件，山东在进行鸭肉做成羊肉的生产，在无锡生产成了羊肉卷，然后卖到上海。在这个过程里要经过好几个省。那么如果各个地方之间，就是说生产端和市场端的监管部门是分离的，互相之间没有一个工作机制，那么它就很容易滋长。那你生产反正不在我这儿卖，那我就不去管。在市场部门查到的东西，这个厂子不在我们这儿，所以我也不去管。

现在比如我在超市里买了一个什么产品，我吃坏肚子了，我去相关部门去举报，会遇到无数的问题，最后我要掏钱，最后所有的人都会放弃这样的一个权利。现在反过来说，如果消费者有了问题以后，我们新组建的更高一个层级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他们能够去主动的去对于消费者进行的举报进行检测，给出一个答案。这样就是把整个机制变过来，不是像以前我骑着摩托车，带手电筒去一家一家去查。而是说我们更多的利用法律的手段，利用整个群众的手段，利用技术的监测手段，来对整个食品安全形成一个监控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