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急的人砸坏了婚姻登记处的牌子

在办理业务时，张岚的一些同行重申婚姻法的有关规定，试图为离婚者调解，有人反问：“婚姻法有哪条规定你调解了？”“我不用，快点，事儿挺多的。”

婚姻登记员只能从言谈举止中猜测离婚夫妇的“真假”。在正式的离婚材料上，几乎所有为买卖房屋离婚的人，填写的离婚原因都是“感情不和”。只要证件齐全、协议无漏洞，任何人无权干涉他们的自由。

一个棘手的问题是，很多人按照银行和房管局工作人员的要求，到婚姻登记处来“改证”。

由于早些年的婚姻证件为手写，有的出现音同字不同情况，或者出现笔误，与户口本的名字对不上。这些人被房管或银行工作人员要求，可到婚姻登记处去修改证件信息并重新盖章。而按照规定，国家证件一旦修改，就意味着失效，民政部门无权更改。登记员们只能一遍遍解释。

在此情况下，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婚姻登记处的牌子被着急的人们给砸坏了。这是一家行风评议先进单位。如今，那面象征着文明服务的荣誉牌已经不知去向。

一位工作人员说，此事反映出国人追逐利益有多么迫不及待，法律意识多么淡漠。关键时刻，绅士和淑女风度下的本性流露无遗。

在刚刚过去的离婚高峰期，很多年轻的女婚姻登记员都被人气哭过。她们为了减少去厕所的次数，连水都不敢喝，有时中午顾不上吃饭，傍晚也无法正常下班，可还是应付不了那些急切的离婚者。

天津还有市民去找民政部，要求民政部承认在结婚证上改名字是合法行为。

婚姻登记员们的另一个顾虑是，一些人要求修改证件，是不是钻政策的空子。张岚对记者说，目前“市场”上做假离婚证的印模，就算是业内人士目测，也分辨不出真假。

张岚本人在看房时，就曾遇见热心的房屋中介，劝她为了突破限购政策，可以办“假离婚”。这位婚姻登记工作者很好奇怎么办，中介则神秘地说：“您把钱给我，我就能给您办。”

天津一位房地产业内人士说，前段时间，置业顾问之间最流行的一句话是：“你又给弄离一个。”

“为了房子离婚，我会瞧不起自己的婚姻”

“离婚”，是31岁的王英最近听到的高频词汇。“国五条”颁布后，在天津医科大学工作的王英着急买一套二手房。从她看房开始，直到签订合同之前，中介一直在劝她和丈夫离婚。她拒绝了。

王英买的是一套85万元的二手房，使用公积金贷款。由于已有一套住房，二套房的首付是5成，42.5万元，但她起初准备的首付款是30万元，存在十几万元的资金缺口。当时，中介公司经理对她和丈夫说，你们去办个离婚证吧，离了婚就算买首套房，就不用跟别人借钱了，契税能够降低两万元左右。当时，天津市的“国五条”细则即将出台，王英听到为买卖房子而离婚的风声，感觉“人心惶惶的”。

在银行排队取号时，王英的丈夫突然对她说，要不咱也办个“假”离婚，就不用借钱欠人情了。

可王英最终还是选择借钱凑齐首付，谢绝离婚。她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自己不是害怕离婚的风险，而是出于一种“精神洁癖”。“我把婚姻看得比较神圣一点。”

“我觉得婚姻虽然只是一张纸，但是，是一个承诺，不是金钱能够兑换的”，她说，“离婚没有真假之分，离就是离。为了这个理由而离婚，我觉得我会瞧不起自己的婚姻。”

在王英看来，不管房子对现实生活有多大价值，婚姻始终是个基础，应该在此基础之上考虑买房的事情。如果离婚了再复婚，她会觉得婚姻有瑕疵，而且这个瑕疵会一直存在。因此，她宁可不买房子，也不会离婚。

王英认为，为房子离婚的人，是在用有形的利益来衡量婚姻的无形价值。在她的婚姻观里，婚姻的价值“别说是房子，什么物质利益都不能交换”。

但另一方面，王英又同情这些离婚者。她说，这本身是被迫的、很可怜的群体，是“苦苦挣扎的芸芸众生”。“如果有很多钱，谁会拿婚姻开玩笑？”

作为婚姻登记工作者，张岚一方面认为，这波离婚潮折射出国民的素质有待提高，国家的诚信体系迫切需要建立；另一方面，她也感慨，走到这一步的多数人是无助的。真正的有钱人，不必考虑首付和房贷的问题。

张岚还向记者指出，国家不能只是要求国民提高素质，在制度设计上应该更加科学，避免造成“次生灾害”。如今的社会管理“不再是各个部门单打独斗”，国家政策的制定，“牵一发动全身”，考验着政府的智慧，各个部门一定要联合起来。

婚姻登记处正成为折射社会变化的一个窗口。这些年来，不仅是楼市政策，低保、户籍、计划生育等政策，都容易成为酿成婚姻悲喜剧的催化剂。天津30岁出头的年轻人孙雅彬一言以蔽之：“政策的背后是中国的利益格局；离婚的背后是中国人的性格和信仰。”

在关注假离婚现象的谢百三教授身边，就有人办了“假离婚”。那是一对上海的公务员和教师夫妇，因为担心房价要涨，孩子将来买不起房，他们不久前假离婚买了一套新房。这对夫妇对谢百三解释，“躲税，买新房，真没办法”。不过，他们的婚姻状况，从孩子、同事到左邻右舍，无人知晓。得知此事，这位经济学家“百感交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