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太渴望有个家了，才会把这样的地方当成家

在昔日的“民工楼”里，100多平方米足以容纳25户不同的人家。可很少有人把这儿真的当成一个安稳的家。大楼里几乎每天都有人搬进，有人搬出。绝大多数人都只有极为简单的几件家具，“几个编织袋一装，随时都可以搬走”。

刘结章却打算在这儿安个家。与舅舅同住了半年之后，他在“民工楼”里租下了一个2.1米乘以1.9米的小房间，每月租金255元，准备迎接从村里过来的妻子，还有9个月大的女儿。

那时，他刚刚成为单干的装修工。接活多的时候，一个月赚3000元。“民工楼”里的房子，是他在长沙能够找到的“最便宜的地方”。替别人装修房子时，他整天就想着怎么就地取材，用别人的废料，装修自己的“新家”。

一天，替人拆房子时，刘结章捡到了10多根木方子。他灵机一动，干完活就背起这些笨重的木材，一个人走了五六里路，把它们统统扛进了四平米。

在紧挨着木板床的墙上，他先把几根木方子竖着打起来，接着又打了3层水平的木板。花了整整两晚的时间，床尾的上方就竖起了一个木架子。在第一层架子与床铺之间，他还特意留了20厘米的距离，“睡觉时让脚塞进去”。

想着“老婆在小房间里不好玩”，他跑到废品站，花几十元买来一个二手电脑屏幕和机顶盒，再用铝线自制了天线，木架子第一层上很快有了一台“电视机”。

看着墙壁发黑发霉，“一碰就是一身灰”，他又用捡来的白色贴膜和泡沫板贴满墙壁。屋顶上昏暗的小灯泡也被他换成了两根36瓦的双灯管，这个房间一下子成为整幢大楼里最明亮的一间。

“其实一个小小的房间，也可以变得这么充实嘛！”一个月后，当妻子何玲抱着小女儿到来时，她惊喜地发现，四平米已经有了“家的模样”。来串门的邻居总是笑眯眯地将他们家打量一番：“哇，你们搞这么多架子，堆这么多东西，是不是打算在这里长住啊？”

“可能太渴望有个家了，才会把这样的地方当成家。”皮肤黝黑的刘结章腼腆地笑着说。认识妻子的时候，他只有18岁，何玲15岁。他们都早早地离开了老家的村子，“借别人的身份证”，进了广东中山市同一家机电厂。

在陌生的异乡，两个年轻人很快相恋。3个孩子相继出生，一家人却始终居无定所。在中山打工时，他们住过10人一间的集体宿舍、不设厕所的小平房，也睡过低矮的小阁楼。

2005年，刘结章曾拿出他打工攒下的所有积蓄，和朋友合伙开了一家灯具加工厂。日子沿着上升的轨道一路奔跑，直到金融风暴来袭，厂子倒了。

如今，在长沙这4平方米的小房间里，他们开始像鸟儿筑巢一样，装饰自己的小窝。每次帮别人装修房子的时候，刘结章都要留意有没有什么“好东西”。

他曾经带回一幅中国地图、两个烧水壶，还有一盏能够让房间暖和起来的强力照明灯。

“其实就是个临时的住所，但他们真的把它当成一个温馨的家。”走进刘结章的房间时，欧阳星凯看着“满满的家当”，感到很意外。这个摄影师还渐渐发现，一些房客在自己的小窝里生活得“有滋有味”。

50多岁的王而吾和妻子都在长沙做保洁工。小房间狭小压抑，他们就一块儿把整个房间的墙面刷成了湖绿色，“看上去就舒心多了”。

虢小球则特别享受在自己的房间里做“小锅菜”。她常常感叹，在工厂里打工的那几年，“大锅菜让她吃怕了”。屋里转不开身，她就把电磁炉搬到过道里“搞饭吃”。但“民工楼”禁止使用大功率电器，管理员突击检查时，虢小球就躲回小屋，“坐在床上炒菜”。

“只要吃上自己做的‘小锅菜’，心里就甜蜜蜜的。”虢小球说。

“这些家庭都生活在一个个壳里，像蜗牛一样。”鲍昆曾这样评价照片里的生活场景。也有人解读说：“壳，不就意味着一种私人空间庇护下的安全感吗？”

家里收入好点的时候，何玲最喜欢买一支白色的百合，或几支鲜红的玫瑰。往剪开一半的可乐瓶子里一插，四平米里就充满了清新的味道，还多了一点“浪漫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