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要办的选秀？

它需要创新，它不是怪物

“选秀不是一个怪物。”李忠敏（化名）总是试图跟大家解释，他是某卫视著名选秀节目的高层之一，深知在今天的大众眼里，选秀越来越像一个怪物：“三俗”，上头不喜欢，下头又有相当一部分观众唾弃，收视报表一年比一年难看，这样畸形的节目，何必还做下去？

但是站在一个电视人的立场，一个活动主办者的高度，看到的景象却全然不同。这也是李忠敏在“怪物”之后通常跟着的一句话：“它是一种方兴未艾的、优质的节目类型。”

做了14年电视，李忠敏自认是一个有责任感的电视人。这种责任感，体现在选秀节目的“使命感”上：“国内的演艺市场，目前较正式的出口还是只有专业学院，低端的出口相对匮乏，这是选秀存在的最大意义。”湖南卫视对此有着一番相似的解释：“音乐是人类不变的需求，每年都有热爱唱歌的人们需要有舞台给他们展示。所以只要音乐还存在，爱唱歌的人还存在，选秀就会被需求。”

但责任感并不能解释所有动机。“收视，吸金能力，品牌效益。”李忠敏坦然给记者开出一张选秀节目的利益诉求单。2005年，《超级女声》创下平均8%-10%的收视神话，而去年的“快男”10进8的收视率却不到1%，相比巅峰期收视下降了近九成。尽管如此，比起其他综艺类型，选秀节目对收视的绝对拉动力仍然不可忽视。“吸金能力”简而言之就是广告收入，去年第一次搭台的“花儿”，造价1000多万元，入账7000多万元，差价6000万元，而收视率看似惨淡的“快男”，净赚广告费就有一个亿，“就算口碑、人气大不如前，赚钱根本不是问题”。除此还有对品牌的提升力，“到哪里去找一个大型节目活动，能像选秀一样，短时间内迅速积聚如此多关注和人气？”

面对大众对选秀的种种指摘，李忠敏有些委屈，因为在他看来，大多数人总是“边骂边看”。“他们没有从节目中获得快乐吗？”他连续反问，“这种强有力的互动性，全民参与所带来的快感，除了电视，哪种媒体可以做到？”北京大学教授张颐武也默认这一点，这种互动甚至把从前很少看电视的青少年从网络的虚拟世界中“拉”了回来，重新吸引到电视机跟前，相当于，选秀“没有从原有的蛋糕上分走更多，而是另外做了一块蛋糕”。

虽然不是怪物，李忠敏也十分清楚选秀的弊端，他认为电视人正为此努力：青海卫视要办遗珠唱区、高校唱区，湖南卫视搭上微博新媒体，东南卫视则干脆放弃个人赛，转投团体赛制……一切的一切，都透露出这群电视人转身起跑的迫不及待：“创新，一定要创新，不然还是死。”

这种充满主动性的解释，在张颐武看来，却是选秀节目发展至今的顺势之举。“选秀节目的造星任务已经结束了，下一步就该发展到平民表演为中心。”他把相亲类、求职类等近两年兴起的综艺节目，也看作某种程度上选秀节目的“变种”，“核心主打的都是‘秀’的精神，只不过秀的途径、方式和目的不同而已。”

一片讨伐声中，李忠敏颇有些孤胆英雄般固守着自己的信念，他把选秀比作一场大戏，曲折、反复，充满变数和意想不到，即使一时演得不好，却可以打动很多人，甚至改变其中一些人的人生观和命运，“你觉得，这样一个充满可能性的节目，不值得坚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