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流动人口管理缺乏有效的法律依据，宏观调控也缺乏措施和手段

对于北京超速增长的人口，王琛丝毫不感到惊奇。

“这很正常，我老家就有好多人在北京。”对此，王琛毫不避讳。

王琛从某地级市来到北京，他告诉记者：“我亲戚的孩子有好几个大学毕业之后，都在北京打工，也没有户口就在这干着。我的小学同学、中学同学在北京的就更是多得去了，我们那是小地方，尚且这么多人，全国就更不用说了。”

来自河南省的老刘已在北京做废品回收好多年。

“我们好多老乡都在北京干这个，虽然说出去不怎么好听，但比老家挣得多。”老刘说，他和老乡大都聚集在朝阳区某城中村，“垄断”了当地的废品回收市场。

进京务工人员吴铭在北京呆了8年，二十六七岁的年纪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家长。当得知两个孩子目前都还是“黑户”，《法制日报》记者随即问及孩子以后怎么办，吴铭的回答很“坚定”“继续留在北京打工呗”。

权威数据表明，北京“十一五”前四年年均增长54.3万人，比“十五”期间年均多增近20万人。新增人口中70%来自于流动人口，21.7%属于户籍迁入。

来自北京市政府部门的一位研究人员直言不讳地指出，面对流动人口总量大、增速快的特点，目前有关部门缺乏有效的调控手段。

“从就业领域看，流动人口主要从事务工、经商服务等经济活动，主要在建筑、纺织、煤矿、环卫、餐饮等行业工作；从居住分布看，流动人口居住分布呈环城状向外延伸，四城区流动人口数量在不断减少，近郊四区和环城带五区成为流动人口的主要聚居地。”上述研究人员告诉记者，在《北京市外地来京务工经商人员管理条例》废止后，北京市流动人口管理缺乏有效的法律依据，宏观调控也缺乏措施和手段。

而对流动人口管控更大的难点在于公平、公正之辩。

面对北京市人口的急剧膨胀，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合理调控城市人口规模”专题调研组曾提出，政府对流动人口的大量涌入，不能简单地用行政手段加以限制，建议政府通过优化产业结构，在加大对高端人才引进的同时，减少对低端劳动力的需求。

同时，下决心淘汰一批低端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吸附大量流动人口的餐饮、洗浴、美容美发等企业和小百货、小食品等各类场所实行强制退出机制，提高各类市场的开业门槛标准。

上述意见引发热议，有人提出，“北京不只是精英们的北京，这个城市今日的繁荣离不开每个岗位上辛勤工作的劳动者，包括在某些人看来很"低端"的岗位上的劳动者。他们或许卑微，但正是这样的卑微成就了北京的高端”。

事实上，早在2005年也曾发生过类似的论战。

当年，一位北京市政协委员提出《关于建立人口准入制度，控制人口规模，保持人口与城市资源平衡的建议》，并在网上访谈中认为“外来人口的素质比较低，而且外来人口无序地涌入这个城市，阻碍了城市的发展”，“他到北京找不到工作，时间长了生存成了问题，有的还会铤而走险，还包括引发一些社会问题，给社会治安和社会管理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彼时随即引来舆论一片“口诛笔伐”，被认为是“对外地人的歧视”、是欲“通过行政手段限制人口流动违反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