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年少时盼望着走出农村，到现在担任村支书、天天思考着怎样让乡亲们过上更加富有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站在村头的田埂上，胡云彩感慨万千。

胡云彩是安徽省宣城市绩溪县兵坑村的村支书，1956年出生的他告诉记者，农民的生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好。

吃饭问题曾困扰中国

“小时候，村里没有公路，不产粮食，家家户户都为填饱肚子犯愁。”胡云彩说。

建国之初，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四面环山的兵坑村被确定为经济作物种植区，主要种植茶叶，粮食则靠国家供给。因此，兵坑村村民每个月要挑着担子，走十几公里的山路把国家划拨的粮食运回村里。

当时，胡云彩家兄弟姐妹6人，一天吃两顿饭，主要是南瓜、黄瓜、玉米和高粱，很少吃上大米，菜基本是用水煮，因为没有油来炒。胡云彩家不是最穷的。很多村民到了冬天还穿着大裤衩，“不要说棉裤，能有一条单裤就是条件很好的了。”胡云彩说。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吃饭问题就困扰着整个中国。

1949年8月，时任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中说，在1949年之前，没有一个政府使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得到解决。就是这年，中国全国粮食总产量为1．13亿吨，人均仅为209公斤。

“这209公斤是包含原粮的数字，1斤稻谷只能出7两大米。当时的情况是，有钱人多吃一口，很多穷人就得挨饿。”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告诉记者。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的土地改革在全国范围内继续进行。经过两年时间，除新疆、西藏和台湾外，全国其他地方都完成了土改，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目标。

据陈锡文介绍，1952年土地改革完成后，全国4.6亿农民共免除了3000多万吨粮食的地租，彻底铲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为以后的一系列建设奠定了基础。

在当时，很多农民家庭非常贫困，尽管分到了土地，却因为缺少农具难以进行生产。在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农民将刚分到的土地又卖出去的情况。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各种各样的农业生产合作开始出现，从互助组到合作社再到人民公社，农民生产、劳动、分配的集中化程度不断提高。

尽管在当时的条件下，这样的合作生产方式符合实际情况，但工作中出现了一些偏差，渐渐地，很多农民觉得，自己的劳动与所得不相符，积极性有所挫伤。

三年自然灾害的出现更是加剧了解决吃饭问题的难度。

“一方面是农民的实践，另一方面是党和政府的经验总结。”陈锡文说，从1962年开始，党和政府就对农业生产制度进行了调整，避免了对农民利益的进一步损伤。

在农村，对生产经营方式的探索由农民默默进行着。到1978年，这种探索进入了高潮。在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位农民秘密签下“生死契约”，对土地进行大包干生产。

在1978年，类似小岗村的改革在安徽、四川、贵州等地都出现了。农民自发的改革很快得到中央的肯定。以“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为特点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1983年初推广到了全国，并在15年之后升华为家庭承包经营制。

与生产的变化一致，1980年以后，胡云彩所在的兵坑村村民，生活也逐渐有了起色。“这个时候国家政策允许搞点自留地，村民们能自己种点粮食，吃饭开始不愁了。”胡云彩说。

生产经营方式的转变给农业生产带来了惊人的变化。1984年，全国粮食总产量一举突破8000亿斤，让全世界都没有想到的是，这一年，中国的粮食居然出现了供过于求的局面。

农业部提供的数据显示，2008年全国人均粮食占有量达到404公斤，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比1949年增加了195公斤，增长近1倍。经过60年的发展，中国粮食总产量居世界第一位，不仅基本解决了13亿人的吃饭问题，保证了国内粮食安全，而且还为促进世界粮食安全作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