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报道水书和水书研究成果。（《黔南档案50年》）

悬秘水书

在19世纪末期，王懿荣、罗振玉和王国维等学者发现和研究中国安阳刻符和甲骨文。如今人们都知晓，这些刻符被称为“神谕”，内容主要包括祭祀、狩猎、农业、天文、战争和王室的活动。

汉字发展到甲骨文已经是成熟的文字，具体描摹自然界动植物的符号已经比较模糊与抽象，而甲骨文从何而来？郭沫若说：“彩陶上的那些刻划记号，可以肯定地说就是中国文字的起源，或者中国原始文字的孑遗。”中国文字从比如西安半坡陶器符号之类的刻符发展而来，这是许多古文字学家的认识，那么，中国境内其他少数民族的文字，是否也可以提供蛛丝马迹的线索？或是另外一种参考体系？

云南的纳西象形文字保留着大量的“图画”，其文字多是对自然界动植物的直接摹写，“书画同源”，在此得到直接的体现。贵州毕节地区的彝文走向了线条的组合，线条组合和形体与西安半坡陶符类似，又接近周代的金文，“图像”的成分比较少。

从形态上来看，黔南的水书处于两者之间，或兼而有之，既有纳西文的“具象”，又有彝文的“抽象”。也可以说，水书既有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陶器花纹的“图像”相似性，也有类似于成熟文字甲骨文和金文的书写。

总体而言，研究中国汉字形体的理论主要有指事、象形、会意、形声、转注和假借，即“六书”之说，研究者多以“象形”的思维方式和方法论去认识水书，其实，水书还有抽象“线条符号”，并且已经是表意文字，与语言直接联系，那么，“六书”的理论是否也适合用来研究水书呢？除了从文字学的角度，水书是否适合用古汉语的训诂学和音韵学等知识来解读与破释？

水书的功能类似于当年的甲骨文，只是使用甲骨文的远古巫师已经不存在，而水书先生却依然活跃，水书在水族社会以及水族人的日常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学者熊十力曾说：“余以为今西南各省一切夷人，其祖先都是汉族。”或许，一切果真皆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