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整

第十三次机构改革

十八大报告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本次机构改革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推出的。对于推动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北京改革和发展研究会会长陈剑认为正当其时。他表示，中国模式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政府主导。21世纪初，关于政府改革的呼声颇高，政府高层也多有呼应。但现在有些政府部门为了获取部门利益，不惜越位在市场中与民争利。政府行为发生紊乱与政府机构的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有关，改革是利益关系的重新分配。另外，近年来党政机构呈现愈发庞大趋势，改革行政管理体制也有利于降低政府运营成本。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董事局主席高尚全也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关键是转变政府职能。”高尚全说，必须认识到，经济发展的主体力量在市场，企业和老百姓才是创造财富的主体，政府应该是创造环境的主体。政府的职能要转到为市场主体服务、创造良好的环境上来，主要通过保护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和公平竞争，激发社会成员创造财富的积极性，增强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

历史资料显示，从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已经对国务院下属机构的组成和职能做出过12次不同程度的调整。其中21世纪以来，国务院就先后两次对政府机构进行了较大规模改革。2003年的政府机构改革，是在加入世贸组织大背景之下进行的。此次改革完成后，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改组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设立了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并组建了商务部。2008年的政府机构改革力度更大，国务院正部级机构减少4个，同时组建成立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国家民用航空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环境保护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目的

重在转职能提效率

其实，在经济学者看来，重要的不是机构如何调整，而是这样的调整能否做到转变政府职能，提高行政效率。换言之《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草案)》稿中更重要的部分是职能转变而不是机构改革。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竹立家表示，我国所进行的大部制改革，关键问题不是各个部门的拆分组合，而是让每个部门都能在自己监管的领域当中负起责任。

陈剑表示，要推动中国向法治的市场经济体制迈进，关键在于政府自身的改革。政府应大幅度减少对微观经济的干预，将自身工作更多转向建设一个能够为广大公民提供基本的公共产品与服务的公共服务型政府上来“改革的精髓其实很简单，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的干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通过与之相适应的激励和约束机制，让个人和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有更多的活力和更大的空间，去创造财富、发展经济。因此，划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扮演基础性作用，限制政府权力，可能是今后一个较长时期一项重要且基础性的工作。”

如果以这样的思路进行考量，单单推进大部制改革恐怕还不够，有观点认为还应该考虑缩减政府行政层级的设置。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提出，应该通过政府机构改革，压缩政府机构设置。主要是通过大部制改革的方式，还可以考虑将目前的政府层级进行压缩。他说，现在民众不满意，总感觉行政成本偏高。这个问题不可回避，但这个偏高不是财政部门加强管理就能够解决的，一定要有配套的改革。从机构的合理化方面来讲，能不能推进整个行政层级的扁平化。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平也认为，应通过政府机构改革，从横向和纵向压缩政府机构设置。其中，横向主要是外界热议的大部制改革，纵向则是将目前的政府层级进行压缩。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宋晓梧则提出，当下改革应指向地方政府竞争体制。他说，这些年来，中央向地方放权，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地方政府竞争体制，这样就出现了一种非常独特的现象，地方政府面对成千上万的企业和各种分散的市场主体，不是想着怎样健全社会组织的自律维权和自协调机制，而是为了竞争，把各类组织都变成变相的经济组织，“党政工团齐动员”让他们去落实投资指标、招商引资指标，连民主党派也要落实分解的指标，实际形成了地方政府直接配置资源这样一种体制。

1987年我在美国读M PA到华盛顿市政府实习的时候碰到这个问题，我问他们工资收入与市场水平相比如何，他们说政府部门的工资比市场工资一般确实要低一些。但是政府工作有一定的保障，同时，政府有延期支付，退休之后各种保障很不错，但如果犯错误就会前功尽弃。这样对贪污腐败实际上也形成了约束机制。

第五个问题是地方党政机构设置的问题。刚才谈到的中央政府人太少，与此相比就是地方党委、政府、人大、政协这些机构综合起来庞大臃肿，这才是中国政府机构人浮于事的根本所在。中国政府的体制是单一制，但是否地方各级党政机构一定要完全复制中央层面的党政机构设置值得分析。有些直辖市，省会城市的市、县(区)、街道办事处机构的设置高度重叠，完全是浪费。中央和地方的职能和财政资源到底怎么去匹配、去互补，而不是重复，这个问题需要认真分析研究，加以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