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要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积极发展服务业，尤其是金融、旅游、物流和IT等现代服务业，通过经济服务化培育大量“白领”阶层。要出台更多的优惠政策促进中小企业成长，鼓励创业创新，让更多的就业者变成创业者，培育一大批中小“老板”。要通过职业技术分层认定制度改革，改变部分劳动者“有技术无地位”的情况。

通过推动城镇化进程，让进城农民工变成市民，促进底层农民工向中层的上升流动，改变弱势群体家庭贫穷状况的代际复制。

要通过健全法律法规、有效的税收体制和建立相应的社会保障体系，在保护和提高低收入群体经济利益的同时，使国民财富合理地向中等收入群体流动。要将教育、医疗、保险、养老金等必要、重大支出作为税收减免和抵扣的重点，让中产阶层的收入增量能够拿得到、存得住、经得起花，防止一些城市物价、房价或其他生活成本过快上涨对居民消费产生的挤出效应而不利于中产阶层崛起的局面。

《中国经济周刊》：有研究表明，我国中产阶层占就业人口的比例，正以每年一个百分点的速度扩大。在中等收入群体扩大的过程中，您认为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辜胜阻：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不可能通过再分配中的财政转移支付等方式来实现，也很难通过税收杠杆来实现，政府要创造条件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

要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尽快出台土地物权法配套法规，让农村居民拥有财产性收入，在稳定农民对承包地拥有长期物权的前提下，使农民能够充分享受土地流转的增值收益。

要完善资本市场体系建设，鼓励金融产品创新，提升居民理财水平，拓宽居民金融投资渠道，提高居民的股息、利息、红利等财产性收入。

要研究专利和企业家才能这两大要素通过“技术资本化”和“管理资本化”参与分配过程的有效实现形式和途径。

郑功成：不能只依靠增量，要调存量

《中国经济周刊》：收入分配改革涉及方方面面，目前应该优先进行的是什么？

郑功成：当前是初次分配为重，我主张再分配优先。如果对初次分配进行大幅度的调整，不仅会影响到投资，而且影响到就业。我国当前的收入分配格局是几十年时间内形成的，调整非一人之功，也非一时之功，需要10年到20年的时间。再分配涉及到财政资源，之前的改革主要考虑到用财政的增量来调整收入分配结构，所以，在再分配中，我认为改革速度应该加快，而有些部门的资源要收缩，也就是要动存量。

如果存量结构不调整，仅仅依靠增量，调整的效率就非常有限和低下，就实现不了改革目标。尽管我们的社会收入分配改革最理想是达到“帕累托最优”，就是我们在这部分好了，那部分也没有受到损害。但是在现阶段，这只能是一种空想。所以，在社会差距持续拉大的背景下，我们必须要动一部分利益者的利益。

《中国经济周刊》：在当前的利益格局下，我们应该先动哪一部分人的利益？

郑功成：比如，垄断企业的收益，这本身是剥夺其他部分的收益获得的；再比如靠损人利己、损公肥私、违法非法所得的收益；此外，还有灰色收入里面的不合法的部分等等。这些就是要被取缔的一部分。不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要改革，就必须损害这部分人的利益，才能够弥补收入不足者的利益。

虽然改革会遇到阻力，但这也是必须的，因为一部分群体拿的收入实在是过高了。对于这些不合理的、不公正的部分，必须要削减。即使财富总量是宽裕的，这部分收入也必须要取缔。

三市委书记谈收入分配改革：做大蛋糕，分好蛋糕

江西省吉安市委书记王萍：在发展过程中，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收入分配不公以及贫富差距等问题应当引起重视。社会要公平、公正，这是最重要的体现。发展当中的问题，是可以通过改革、发展来解决的。

黑龙江省大庆市委书记韩学健：要安顿好低保群众、离退休人员以及特殊人群，在社保制度的建设和完善上进行科学设计。但解决这些问题的前提是发展，创造社会财富。否则这个蛋糕很小，分起来也是低层次的。结合大庆的经验，第一，还是发展，这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根本因素，要加快发展；第二，结合地方的实际，将中央的社会保障政策落实好。这是最重要的两个方面。

山东省德州市委书记吴翠云：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已经箭在弦上，建议进一步广泛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建议，稳妥推进“提低、扩中、控高”，增加居民收入。一、要缩小行业之间收入的差距，采取有效措施规范分配秩序，合理调节少数垄断性行业的过高收入。二、缩小欠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之间公务人员的收入差距，深入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制度改革，尽快完善经济发展落后地区和艰苦边远地区津贴制度。三、缩小基层与机关公务人员之间收入差距，适当向基层倾斜，激发基层干部职工工作的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