棚改指挥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予园公馆已经位于棚改项目的红线范围，公馆周围的大部分房屋已被征收，如果予园公馆不征收，其他居民会有意见。“而且经过前期的听证、公示等民主过程，现在征收工作已经是一种具有强制性的行政行为。按照有关规定，如果产权人不配合，政府可以向法院申请强制征收”。他表示，至于被征收之后，予园公馆将作何处置，则“不能由指挥部决定”。

于是，一场博弈在刘奇琰与棚改指挥部之间展开。

“那段时间，我写了很多材料，包括公馆的历史、刘氏家族的历史等等，市政府、文物局、指挥部，我都跑过去交给他们，希望引起重视。”刘奇琰说。

媒体的连续报道引起了各级文物保护部门的重视。湖南省文物局就此致函长沙市政府，要求其责令有关部门妥善保护予园公馆。4月7日，予园公馆挂牌“长沙市不可移动文物点”。长沙市文物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作为一般不可移动文物，予园公馆因其建筑的完整性，在长沙的老公馆中具有独特的保留价值，“必须力保予园公馆”。

4月19日，记者走访了天心区古道巷，发现在公馆周围的民宅大多已被拆毁，其中不乏较新的楼房，四处堆积着砖瓦和垃圾。周围几栋居民房屋前也打上了“征”字，还张贴了法院的强制执行公告。一些未被拆除的民宅两旁都已立起了蓝色的围挡。棚改指挥部人员对记者的来访十分警惕，声称负责人员均在外开会，建议到区委宣传部了解情况。

4月19日下午，天心区委宣传部龚副部长告知记者，大小古道巷内居民约2150户，房屋均有相当长的历史，不少街巷路幅狭窄，消防、医疗等急救车难以通行；居住者多为年龄偏大的人员。张剑飞市长来调研时，要求尊重旧有规律，将此地改造建成“宜居宜商宜休”的去处。“有机棚改不是一味推倒重来，是适当改造，尊重历史风貌。”

对于予园公馆的命运，他表示，不能把征收与拆迁等同，但区里仅负责征收。至于当地如何规划建设，据说是市规划局在拿方案。对该公馆的存废，将组织专家和各方人员进行论证决定。

濒危的城市老建筑

在陈先枢撰稿的《长沙老建筑》一书中，长沙老公馆被收录的数量为37处。2010年上半年，长沙城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田野实地调查工作结束，长沙市城区共登记不可移动文物409处，其中仅新发现的近现代史迹及代表性建筑就达250处，复查的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则又有52处。

“原来的长沙城并不大，这些近现代建筑主要分布在旧城区的中心地带。”长沙老建筑研究者梁小进认为，正是这一原因，让这些老公馆的命运变得更加风雨飘摇。梁小进分析，在长沙老城之外扩建了面积数倍于老城的新城，但已成弹丸之地的老城仍然是这座城市的中心。老城一方面浓缩了城市的历史文化，另一方面又成为现代城市商业的黄金码头。随着旧城的改造和开发，长沙市一些经过改造后的大街旁边再也看不到昔日公馆伫立的身影，已有10多处公馆相继在近几年内消失。

以名噪一时的左公馆为例。坐落在长沙市黄兴南路福源巷37号的左学谦公馆，曾是湖南省会长沙唯一一座保存得最完整的传统公馆建筑。公馆之主左学谦为民国时期的名人实业家，系长沙工商界元老，早年参加同盟会，参与创办湖南电灯公司、湖南实业银行、民生轮船公司，任过长沙总商会会长。左公馆上下二层，属于典型的中西合璧建筑，是长沙始建最早的公馆之一。但在2002年，该公馆寿终于王府井百货大楼的修建。像蔡锷北路的左宗棠公馆、麻园岭的陈明仁公馆、天心区唐家湾民国公馆等，也先后消失。

位于长沙市湘春路旁的西园北里是一个老公馆群，其中的赵恒惕公馆还曾是韩国临时政府驻地。一位居民告知：“街道已派人来这登记过了，说要拆迁。”曾被媒体关注的长沙市最后一个保存完好的会馆——天心区福胜街11号“苏州会馆”，虽然还没有拆除，但北侧墙上的“拆”字和蓝色的围挡依然还在。与其命运一样危险的还有相隔不远的坡子街鸿记钱庄。

长沙文史专家陈先枢对此悲哀地表示：“对于这些老公馆，最紧迫的都不是说什么保护的问题了，只要能不拆都很好了。”

“人们都以为‘文夕大火’烧掉了整个长沙城，其实，老长沙城有大片未过火的区域，一些老建筑火后又得到了修复，所以火后的长沙仍保留了古城原有的街巷格局和空间肌理。”陈先枢介绍说，长沙城的中心位置经历了2000多年都没有改变，这在全世界的大城市中也并不多。上世纪80年代以前，“大跃进”、“文革”期间虽也破坏了一些老建筑，但老城区尚留存着传统的历史风貌。“但近年来，许多文物古迹、具有地标价值的街区和建筑由于开发建设遭到破坏，走马楼、柑子园、营盘街等这些老街，短短几年就只剩下一个名字了。

老建筑被拆背后的巨大利润

尤为让人激愤的是游击坪4号公馆的命运，其被列为文物3个月后就被拆除了。曾建在长沙市芙蓉区解放西路的游击坪4号公馆，原为清代游击署的一部，也是辛亥革命元勋蔡锷将军专祠划拨地，后成为抗战时期长沙邮政公馆朱公馆。房主为长沙邮政部门负责人。该公馆占地150平方米，共两层楼，建筑面积约160平方米。2009年9月，长沙市启动实施东牌楼棚户区改造项目，并成为长沙市首例实施政府征收的项目。处于项目内的游击坪4号公馆由此陷入绝境。

2010年6月9日，长沙市文物局公布其为不可移动文物。2010年八九月间，长沙市文物局、芙蓉区文体局多次向当地的棚改指挥部交涉，明确提出游击坪4号等文物点的价值意义，要求暂时不予拆除。但在2010年国庆前夕，该栋老建筑化为瓦砾。事后的调查处理决定中，游击坪4号公馆的拆除被认定为拆迁公司“未完全领会指挥部意图”擅自行动，对其处罚50万元了事。

对此，一些文物保护者直言，所谓的50万元罚款“顶格处罚”非但没有威慑作用，更会助长类似的违法行为。湖南省文物局的一位官员也表示，在城市开发的巨大利润空间面前，上述法律中的处罚规定，显得十分乏力。“在那块寸土寸金的地段，相比背后隐藏的巨大开发利润，这50万元算得了什么呢？”

据了解，古建筑的消逝并非长沙独有现象，历史名篇《爱莲说》的作者周敦颐的避暑之地衡阳市“爱莲堂”，也因开发而被迫拆迁，在附近择地重建。昔日“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莲花池，早已成为教科书上的记忆和众多房地产开发商掘金的必争之地。一些楼盘的软文中，“一代大儒周敦颐的‘爱莲堂’”成为招商宣传的噱头。

自1992年开始陆续走访了每一栋长沙老建筑的梁小进指出，如果再不制止拆除老公馆的行为，长沙的历史文化名城称谓将虚有其名。他认为，如火如荼的地产开发后面是快速增长的GDP数字；岌岌可危的老公馆背后是一座城市的魂和根。

湖南一些法学界人士则对古公馆建筑的征收或拆迁提出了法律程序上的质疑。湖南省法学会程序法研究会会长黄捷指出，法律规定政府征收非国有财产中，公共利益必须有清晰的指向，并且应具有“政府提供具体的公共服务和不能满足自身及特殊联系主体得利益”两个要件。同时，棚户区改造应该先利于原住民，进而全部人民得到享受。现在来看，实际结果很多是原住民利益受损，其他人是否受益更是难以直接衡量。真正受益者是从中赚取财富的资本利益集团。比如河西某广场征收价格为3800元/平方米，招商是68000元/平方米。这样的征收成了一种沽名钓誉的行为模式，涉嫌官僚利益集团与资本利益集团联合起来抢夺民财，征收行为必须从制度上和社会力量上得到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