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6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政府举行新闻通气会，通报“联合调查组”关于10月14日“孙中界事件”的调查报告和区政府关于此事件的处理意见，认为有关部门在执法过程中使用了不正当取证手段，10月20日公布的结论与事实不符，为此向社会公众作出公开道歉。事件当事人孙中界(前右)得知处理结果后激动不已。新华社发

“躲猫猫”“钓鱼执法”背后的公民力量——民意助推“具体法治”

从无意中“拣”到价值几百万元的珠宝，到突然被拘，可能将被以盗窃罪起诉，甚至可能面临无期乃至死刑的结局。这样的大喜大悲，把一名普通的机场清洁女工梁丽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上。最终，检察机关按照“疑刑惟轻”的原则，认为梁丽的行为更符合侵占罪特征，因侵占罪属于自诉而非公诉案件，检方不予公诉。

这起事件在深圳大学法学院教授吴学斌的眼里成为一个可以写入教科书的经典案例。

一张照片的曝光，掀起一场强劲的舆论风暴。南京市江宁区房地局原局长周久耕“香烟门”事件，点燃了网络监督的激情。10月，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定周久耕受贿100余万元，判处其有期徒刑11年，没收财产人民币120万元，受贿所得赃款予以追缴并上交国库。

一起被媒体称为“躲猫猫”的事件，促使全国公安和检察机关彻查羁押场所，甚至在客观上加速了国家赔偿法的修改。2月，云南省晋宁县看守所在押人员李荞明被牢头狱霸殴打致死。警方最初称李荞明是与狱友玩“躲猫猫”游戏时撞墙受伤而死，随即引起社会舆论强烈质疑。之后，云南检察机关公布了调查结果。

一个上海司机遭遇“钓鱼执法”，断指以示清白。最终，上海市浦东新区政府就“钓鱼式执法”事件的调查向社会公众公开道歉，称城管部门之前所做的调查“简单草率”，结论与事实不符，并承诺启动相应的问责程序，对直接责任人追究相应责任。

山东德衡律师集团事务所合伙人栾少湖表示，回顾一年来的法制事件，无论是梁丽捡金案还是邓玉姣案，无论是“钓鱼执法”还是“躲猫猫”，这些法制热点背后，凸显的是普通民众的力量。群众开始通过网络诉求不满，政府有关部门也开始通过网络了解法律热点事件，这种互动加快了法制进程。

但网络毕竟是一个自发的世界，有时网民掌握的情况毕竟是表象的或者是不全面的，而法律是用证据来说话的。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刘红宇说：“网络监管是必要的，但绝对不能曲解这个手段。网络监管既无裁判权，也不能超越党纪国法。”

开热线、顺民意——司法部门倾听百姓声音

“我对检察机关的工作表示理解和满意，我自愿停访息诉。”9月16日，在最高人民检察院驻河南接访组的接待室里，娄某在一张白纸上写上了自己的名字，并按下一个鲜红的手印。

从被动“等候”到主动寻访、接访，2009年，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等中央政法机关向地方派出接访组或巡回接访组，把工作做到群众家里，做到田间地头，将矛盾化解在基层。

办实事，解难题，在即将过去的一年，我国司法机关不断下大气力解决人民群众关心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从感情上爱民，从实体上护民，从程序上便民，从形象上亲民，最大限度地彰显我国司法的人民性。

所以我们看到，11月18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正式启用了位于北京南郊的人民来访接待室和申诉立案大厅新址。一楼的12个登记窗口和大型液晶显示屏、二楼和三楼的37个接谈间整齐有序。这些细节的背后是对人民意见的认真倾听，是人民司法的人文关怀。

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第一次公众开放日。来自全国的40多名代表第一次走进全国最高司法机关，直观地了解法院的公共设施，零距离地感受和接触司法审判工作，进一步感受司法过程的公开透明。

6月22日正式投入使用的检察机关全国统一举报电话“12309”，迅速成为“一条走进百姓心里的热线”。开通仅一周时间，电话呼入就超过1.1万个，同步公开的举报网站甚至因开通当日点击量过高而一度瘫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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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行司法为民，维护公平正义。2009年，国家开发银行原副行长王益，广东省政协原主席陈绍基，浙江省纪委原书记王华元，深圳市委原副书记、原市长许宗衡，贵州省政协原主席黄瑶等问题官员纷纷“落马”。而这背后则是，全国检察机关今年上半年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犯罪案件19204件24514人，其中大案12888件，县处级以上干部要案1527人。

栾少湖说：“我个人感觉今年的司法机关针对百姓特别关注的问题有了明显的举动，包括开通举报热线、包括加大打击腐败力度，这些都是得民心之举。”

来源：新华网（记者 隋笑飞 崔清新） 编辑：宁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