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小英音乐会

古典音乐在中国处于上升阶段，然而演奏古典音乐的乐团依然需要作出巨大努力，才能找到自己的受众群。一个乐团的目的无论是为城市增添文化内涵，还是提高市民的艺术修养，都需要不断展示自己对于赞助方和大众的价值。

一座城市如何提升文化档次？对于某些中国城市来说，创办一个交响乐团无疑是一条捷径。全中国有60多家交响乐团，但是乐团的管理者们日子过得并不轻松，常常怨声载道，这跟乐手演奏的美妙乐音形成鲜明对比。他们抱怨政府资助削减，买票的观众又不够多。这不能怪他们。这是一个飞速变化的年代，政府大伞仿佛在收缩，可乌云还没有被阳光驱赶掉。

中国政府近年来试图把包括交响乐团在内的表演团体推向市场，使之脱离国有制的襁褓，直接面对市场的惊涛骇浪。这在实施中着实有难度。中国城市人口固然众多，但进音乐厅的则非常有限。按照上海爱乐乐团曹以楫先生的说法，人口超过两千万的上海仅有约5600人每年进音乐厅10次以上，而人口只有340万的以色列特拉维夫每年有两万多名古典音乐的发烧级消费者。由于自己掏钱买票的受众有限，多数中国交响乐团只有不到百分之十的收入来自票房，其余均为赞助，尽管理论上乐团经过体制改革不再属于事业单位，但最大的赞助者依然是政府。北京交响乐团音乐总监谭利华先生强调了乐团做“高层关系”的重要性，比如北京市每年用于文化的投入高达300亿元人民币，给一个交响乐团分几千万是理所应当的。“要成为文化巨人，我们必须赶上这趟发展的快车，”他在2013年4月在厦门召开的中国交响乐团年度峰会上表示。

中国的交响乐团一般上演三种音乐会，第一种是音乐季，能由此决定乐团的艺术水准及档次。谭利华说：“一个交响乐团必须有正常的演出季，演不了马勒，你可以演贝多芬或德沃夏克。”谭的北交是中国顶级的乐团之一，2012年音乐季上演了36套节目，此外还委约创作新节目。相比之下，柏林爱乐每个演出季能上演90套节目，大约一半的收入来自票房。中国爱乐的李南说：“即便你一个音乐季仅能演15场，你也得有演出季。这是一个专业乐团的标志。” 李南坦承，这几年情况有所变化，以前以为改制后市场能做到的，现在依然没有解决，而政府的投入往往取决于具体领导者对交响乐团的认知。如果他喜爱古典音乐，事情就好办了，乐团可能获得更多支持；他若不喜欢，资金可能投到别的项目，你就必须为生存而奋斗。

第二种音乐会是公益演出，即乐手们为缺乏消费能力或尚未养成进音乐厅的人们演出，比如大学生，作为一种培养音乐欣赏能力的手段，由政府补贴运作。但这里也有问题，比如教育部要求中国爱乐每年进大学校园演出16场，每场补贴8万元，条件是，这些大学必须在北京之外。由于庞大的旅行开支，中国爱乐每年必须再搭进一百多万才够运作这个项目。广州交响乐团早在2006年便已经停止了进校园，该团副团长陈擎解释道：“大学食堂或健身房并不是欣赏高雅音乐的理想场所，尤其对于刚接触古典乐的初入门者。所以我们把大学生请进来，用低票价让他们到音乐厅来欣赏。”

第三种演出是商业演出，即政府或商业机构包场，支付一笔钱，请自己的员工和客户来欣赏。因为每个人的喜好不同，这样的演出未必每个持票者都会光临，而乐团也并不以这类演出为自豪，而是为了赚钱而演。好在曲目都浅显易懂，往往无需排练，省却了排练费。

从政府或商业机构获得赞助，这取决于赞助者怎样看古典音乐。多数人视之为锦上添花，造成乐团必须在“市长还是市场”之间纠结。但也有柳暗花明的时候，比如内蒙古一家乐团去年碰到了一个“贵人”——一个名叫苏日的企业家，小时候学过手风琴，对音乐保持着一份热枕；后来他从事矿业，发了财，有一次在北京听音乐会，突然想到，家乡的孩子们若能享受这样的音乐会那该有多棒。于是他提出给乐团一百万元，请他们深入草原，到各个中小学演出11场。除了美妙的音乐，他还给每个学校最穷的两名孩子提供经济资助。

中国的交响乐团正在寻找生存与发展之道，有些跟音乐厅合并，而有些音乐厅则成立自己的乐团。百川入海，最终大家都需要回答几个问题：艺术究竟应该为谁服务？谁该为高雅艺术买单？在美丽音乐之城厦门举办的这次中国交响乐峰会上，大家的意见是，交响乐作为艺术皇冠中的一颗明珠，如何发展成提高大众艺术的一个平台，或者市民引以为豪的城市名片，任重而道远。

（本文刊登于2013年4月20日英文《中国日报》第18版）

（中国日报记者 周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