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性循环

　　两波搬迁潮 一连串负效应

　　搬出鼓浪屿的，不止沈芳一家。小时玩伴、左邻右舍，大都搬出去了，而且比她早。

　　在老人记忆里，这20多年，鼓浪屿经历了两波比较集中的搬迁潮。

　　第一波搬迁潮，在上世纪90年代初。1993年初，厦门出台《厦门市城市人口管理暂行规定》，按“只准出、不准进”原则严控鼓浪屿人口。这便是后来经常被提起的“人口减法”政策。

　　搬离鼓浪屿岛的，先是岛上的返城知青，然后是房改后房子分在厦门的一拨“公家人”；拆迁工厂时随之走了一大批人；此后，鼓浪屿的政府撤销，变成了一个管委会，人大、政协这一整套班子全没了，又走了一帮人。

　　居民不断外迁，引发一连串不可逆的负面效应——学校缩减、医疗机构搬迁、生活设施没落。岛上的生活，变得愈加不方便。居民用了个词——“生活难”，岛上已经没有一间像样点的百货店，一些便民服务业相继关闭。“鼓浪屿上的医疗配套，只能看些感冒、发烧之类的常见病。”老居民董启农说，鼓浪屿的孕妇想要生小孩，只能“乘风破浪”坐船到岛内医院。有两个小孩因为来不及，一个生在了鼓浪屿码头，一个生在了快艇上。

　　学校没了，医院没了，生活难引发第二波搬迁潮。留守的居民，继续外迁。“人口缩减—单位搬离、学校缩减、医疗机构搬迁—口缩减”，如此恶性循环。即便是五代扎根鼓浪屿的申遗顾问、厦门文史专家何丙仲，也在2009年春节前，“挥泪告别”住了半个多世纪的鼓浪屿，搬到厦门岛内居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