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朋友钟岷源先生新近出版了他的第四部专著，名为《热点瞭望——中国改革的七个焦点命题》。这是一部资深新闻人写就的非虚构作品，记录并探讨了过去几年国内改革的一些热点问题，从政改、经改到社改，不一而足。书中有一个附录式的索引，列出了书中采访的学者和官员的名单，以及他们在本书之中的观点。这一点很有意思，激发了我思考记者与学者、官员的关系。

学者往往瞧不起记者，特别是有点成就的学者，他们觉得记者浅薄，像个夏日里喋喋不休的知了，吵得要命，说来说去，就是眼前那么一小片天地，那么一丁点见闻，撞见一棵大树，就以为走进了整片森林，满世界嚷嚷，高调，单调，乏味。

记者有时候也瞧不起学者，特别是有点成就的记者，他们觉得学者迂腐，不懂得生命之树常青，不明白经验比逻辑更重要，只是一味地照抄照搬西方经典理论，船已开出很远，他们还在那里刻舟求剑，纸上谈兵，夸夸其谈，没有真经。

记者和官员的关系，对立的时候，和上面说的也差不多。

官员厌烦记者，特别是自己管不到的记者，觉得他们就是小小寰球中，嗡嗡叫的几只苍蝇，和那些“五谷不分六体不勤”的书呆子一样，是一帮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家伙，整天叽叽喳喳引导者舆论，跟着他们乱跑，说是说舆论监督，其实，不了解事情的真相，不理解他们这些行动英雄的苦衷，不懂得这个城市这个国家为什么要这样走。

记者反过来，对官方更为反感，认为他们只知道蛮干，眼中只有GDP，只有政绩，只有拆迁，一天到晚，颐指气使，没有法治，没有远见。不知道他们整天为民请命，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像那个推着石头往山上跑的西西弗斯。

当然，我所描述的记者与学者和官员的紧张关系，是一个极端化的关系，不是真实世界的全部关系。在这个关系中，记者与官员是对立的，记者与学者也是对立的。事实上，学者与官员与学者是公共生活中的三个不同的角色，分工不同，使命是一致的，都是为了这个世界更美好。从钟岷源的这本书中，你能看出，官员是行动者，学者是评议者，记者是公共议题的制造者，他们共同推进了公共事务的发展。

结合钟岷源的这本著作，试举一例，大拆大建，旧城换新颜，这活，肯定是官员干的。钟岷源这样的记者敏锐地看到了，他就制造了这样一个议题：“拆迁引发的矛盾和冲突，表面上看，是由公共利益被滥用、拆迁程序的正当性、补偿的合理性难以保证等具体问题引发，而本质上却是地方政府在地方发展中的利益模式使然，也就是‘土地财政’促成政府与开发商的利益捆绑。从这个意义上说，《拆迁条例》的修改不仅是一个法律问题，更是一个公权力如何规制的政治问题。”

学者们听到了，口中念念有词道：“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而后从宪法说开去，得出结论，拆迁是可以的，暴力拆迁是无耻的。更有甚至，像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沈岿一激动，即与本校四位教授以公民名义联名上书全国人大，最终促成《拆迁条例》的修改和完善，进而对官员的行为作出更多的约束。

总而言之，一个良性的社会，记者与官员与学者，是一根藤上的三只瓜，这个藤，就是公共利益，为了社会公共利益，记者就得成为公共议题的制造者，他们不需要像在一线操刀的官员那样“庖丁解牛”，也不需要像学者那样刨根问底，作为公共议题的制造者，记者必须有敏锐的目光，可以发现并提出钟岷源书中的那些问题：政改怎样改？经改怎样改？社改怎样改？教改怎样改？问多了，这些过去我们不熟悉的词、不太关心的疑问句，就会越来越多地进入我们的世界，变成官员和学者共同关注的公共议题，从而赢得众望所归的公共利益。

从这个角度看，记者与官员与学者的关系，倒不必那么紧张，那么敌视，因为大家本来就是一伙的。

（作者章敬平系法学博士，曾任《经济观察报》特稿部主任、《南方周末》首席记者及《南风窗》主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