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纽约时报》评论说：“欧洲的若干学者坚信，千百年来，人类写过三部具有永恒价值的处世智慧奇书：一是《君主论》，二是《孙子兵法》，三是《智慧书》。”

恩斯特•卡西尔说：“马基雅维利对于政治行为的研究无异于化学家对于化学反应的研究……他以科学家的冷静和沉着来看待这些东西。马基雅维利所开出的是政治处方。”

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说：“马基雅维利自称是在给君主讲课，其实他是在给人民讲大课。”

15世纪后期，以意大利为发源地，掀起了疾风暴雨般的文艺复兴运动，并迅速席卷整个欧洲。在这个伟大的时代中，涌现出许多狡诈凶残的政治阴谋家路易十三、契萨雷博尔贾等，也诞生了达•芬奇、马基雅维利这样艺术上和思想上的巨人；他们如彗星般划过冥暗的天空，为后人留下了无法估量的丰厚的精神遗产。《君主论》是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一部杰作。

16世纪30年代起，《君主论》风靡一时，但在50年代末被列为禁书，直到19世纪70年代才得以恢复名誉，进而畅销世界。但是直到20世纪后期，人们才逐渐地以平静的心情和科学的态度来研究它。在西方，这部书被认为是人类有史以来，对政治斗争技巧的独到、最精辟、最诚实的“验尸报告”。欧洲的若干学者都相信，千百年来，《君主论》是人类写过的三部具有永恒价值的处世智慧奇书之一。

政治与伦理分离

马基雅维利对后世影响十分深远，特别是“政治无道德”的思想，对欧洲很多君主的执政起到影响。它以其平实的语言、惊世骇俗的观点，论述了为君之道，成为欧洲历代君主、政治家的最高指南，人类历史上最精辟、最独到的政治原则，后世统治阶级巩固其统治的治国原则。

马基雅维利在书中挑战了“为政以德”“以德服人”的思想，剖析了道德与政治的关系，提出为政者当为大局着眼的思路。马基雅维利毫不掩饰他对道德的唾弃，他以人性恶的观点为基础，指导为君者为达到目的不必顾及道德，为了良好的目的可以采取一切手段，即手段至上。他认为争斗的本质是权力，为了夺取与维持权力，君王们可以超越正常的道德规范的约束。此观点历来所受非议颇多，也正是如此，马基雅维利被称作把政治学与伦理学分离的第一人，他使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开始发展起来。

马基雅维利说，只有懂得怎样运用诡计的君主才能取得丰功伟绩，守信必须以有利为前提，如果守信对自己不利以为君主就不应当遵守信义。马基雅维利认为成功的君主必须能够同时运用计谋和武力，君主应效法狐狸和狮子，既能识破陷阱又能使豺狼惊骇。但是他又说到，不择手段的人是不能被列位伟大人物的行列之中的。

得民心者得天下，这也是马基雅维利的论调，他强调，就君主自身来说，一个被贵族所支持和推选的君主远没有一个受人民支持的君主来的安全可靠；一定不能让人民憎恨，否则再多的堡垒都是没用的。

马基雅维利关于让君主如何避开献媚者的建议是很值得学习的，君主既要能看到事实的真相也需要为了保持自己的威严而不能让人人都可以直柬，这是一个两难的问题。作者设计的方法是可行的：让一小部分人仅就君主所问的事情说出真相，而此后不在考虑别人的观点了，而且君主需要自己作出判断。

关于君主如何选用贤明的大臣，马基雅维利的方法也有着实际的操作价值。他的标准是看他们处事第一考虑的利益是自己还是国家。对于那些考虑国家的贤臣要在物质上和荣誉上的巨大给予，这样君臣才能和谐共事。

马基雅维利分别论证作为恶的吝啬和残酷对于保有国家是好的，而作为德行的慷慨和仁慈对于保有国家却是恶的。对于慷慨与吝啬马基雅维利这样来论证:慷慨不可避免的带有某些奢侈的性质，奢侈导致君主财力的消耗，如果想保持慷慨的名声君主就必须加重人民的负担，这样他就以损害了它的统治基础，慷慨变成了一种恶。而吝啬使得君主能够节约大量的钱财用以抵御外辱而不增加人民的负担，从这个方面说他又是慷慨的。

马基雅维利说，“对于一位君王来说，根本就没有必要具备我在前面文章中列举的全部优良德行，但是表面上则很有必要显得具备这一切德行。”并指出，“那确实有百利而无一害”。

中国的帝王们、意大利的君王，以及古今中外的大部分帝王，他们的所做所为是如此地符合书中所说的情况。那些为了夺权的君王们采用了一切手段，甚至包括牺牲父母兄弟的性命，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成为一代明君而青史留名，并为后世所敬仰。在中国历史上，这种例子很多，如唐太宗李世民，通过玄武门之变，杀了哥哥建成与弟弟元吉，迫使唐高祖立他为太子，并能够迅速继位。但是，他能够任用贤才，广纳谏言，实现了唐朝较长时期的治世。这样，兄弟相残的暴行也在“贞观之治”的光环下变得淡薄了。

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道德已退居次要的地位，政治问题的一切出发点和归宿都是为了现实的政治权力，为了君主的统治，伦理和道德不再具有终极意义。政治思想史的著名学者乔治•萨拜因在所著《政治学说史》中指出：“近代的思想对于人性与古代有不同的看法，就是不把人看成价值的焦点，而是把人看成力量的中心，以人作为研究对象的，所注意的不是这个对象应当具有什么价值，而是这个对象事实上是什么和在作什么。”这句话用来评价马基雅维利的政治思想再恰当不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