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矩鬲（l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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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字锐角布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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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母戊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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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伯壶。
肖知雨摄
人己鼎及其铭文。
肖知雨摄
核心阅读
青铜器作为权力象征，被古人视为祥瑞之物，而金文铸刻其上，存世绵延上千年，人们对它更是青睐有加。相比于甲骨文研究，我国金文研究的历史更长。
一尊青铜，数行铭文，引发无限遐想：声势浩大的宗庙祭祀，尘土飞扬的战乱杀伐，觥筹交错的节庆盛宴……斑斑铜绿下，一串字符就是一段尘封的历史。
古人称铜为金，因而铸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称为金文，又称钟鼎文——钟为乐器，鼎为礼器，金文刻于钟鼎之上，时间愈久愈显古朴厚重，一勾一画间，尽是汉字意蕴之美。
祈问鬼神 惊艳初现
安阳，中国文字博物馆。
展厅里的青铜器，或粗犷大气，或精巧华美，默默伫立，接受人们目光的洗礼。它那繁复的花纹、镌刻的字符，分明流露着帝王之气，诉说着悠久的历史风流。
《史记·封禅书》记载：“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皆尝亨鬺（shāng）上帝鬼神。”夏朝，我国已出现冶铜铸造业，并以工艺精良、气魄雄伟而著称于世。
在商朝，青铜器备受统治者推崇，被视为王权的象征、传国的宝器和人神沟通的媒介。人们通过夸张、神秘的纹饰，表现神力的巨大莫测，传达对神灵祖先的敬畏和崇拜。这一阶段，青铜器制作工艺纯熟、花纹繁复考究，但器具上出现铭文，还要到商王盘庚迁殷之后。
最初的金文一般只有寥寥数字，主要记录族氏名号、先人名号或作器者名。
1939年3月，河南安阳出土的后母戊鼎，鼎体丰腴，气势雄健，鼎腹内壁上铸有醒目的“后母戊”字样，笔画起止多显锋露芒，气势不凡。
经研究考证，“母戊”是商王武丁的后妃妇妌的庙号。商王祖庚或祖甲为祭祀母亲“戊”，以举国之力铸造该鼎，堪称“国之重器”。其纹饰之精美、工艺之复杂，令人叹为观止。
“同样是商朝使用的文字，金文与甲骨文又不尽相同。”中国文字博物馆专家陈士先介绍，甲骨文的书写，要用刀在龟甲和动物的骨头上契刻，所以笔画纤细、字形繁复，象形意义重。而金文主要用范模浇铸，故笔画浑厚、圆转自如，字形相对一致。
后人通过对比，发现一些金文和甲骨刻辞可以相互印证，从而有利于真实、全面地还原商朝历史。随着商朝灭亡，甲骨文随之沉寂，金文起而代之，一时成为主流。
制礼作乐 太平鼎盛
公元前990年，周康王册命贵族盂，向他讲述文王武王的立国经验，反思商朝灭亡的原因，告诫盂效法祖先、忠心辅佐王室，并重赏盂香酒、礼服、车马、仪仗和1700余个奴隶。
有感于周王的重视、肯定和希冀，盂专门铸鼎铭文，记录此事。清道光年间该鼎出土后，人们取盂之名，将该鼎称为大盂鼎，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大盂鼎上有铭文291字，其中“丕显文王受天有大命”等内容体现周人的天命观，而“我闻殷坠命，唯殷边侯甸与殷正百辟，率肆于酒，故丧师矣”等语句，则透露出周人对于商人嗜酒误国的反思。
西周早期，金文沿袭商朝书风，字的笔画流行波磔（zhé），气势雄厚。这一时期，金文内容多涉及政治、战争、封赐、狱讼等，其变化发展与当时社会状况密不可分。
自武王克殷至康王之世，由于天下统一、社会逐步安定，加上周公制礼作乐，“纳上下于道德”，一时盛世太平。此时，金文表现雄浑典丽之风，内容亦逐渐加长。大盂鼎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
到西周中期（穆王至孝王），金文字形渐规整，笔道更加线条化，出现长篇册命金文及嘏（gǔ）辞；西周晚期（夷王至幽王），金文内容多是程式化的廷祀册命，长篇金文数量增多。
清道光23年（1843年）出土的毛公鼎，铭文共32行499字，是迄今为止出土的青铜器中铭文最长的，记载毛公向周宣王献策之事，被誉为“抵得一篇尚书”。
作为西周晚期金文的代表作，毛公鼎铭文笔法圆润精严、线条浑凝拙朴、字体结构严整，整篇布局不弛不急、行止得当，淋漓尽致地展现了西周晚期纯熟的书写技巧。
六国同文 金文式微
《论语》载：“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东周时，典章制度逐渐被废弃，社会制度和文化秩序遭遇重大变局，金文发展亦受影响。
春秋时期，青铜器主要是各诸侯国及其卿大夫所制，其金文多反映诸侯、大夫之社会活动与典章制度，在内容和形式上均表现出浓厚的地域性，形成了前所未有的精彩局面。
周平王东迁之后，秦承袭了西周的故地，同时也承袭了西周的文化，从而保留了西周文字的特点。比较春秋早期的秦公镈与西周晚期的虢季子白盘，两者铭文的字形结构与风格都很相近，可为佐证。
然而，由于地域和文化不同，其他各国的字体开始变异。不同地理区域、不同国家间的金文写法各异。到战国时期，出现了秦、燕、晋、楚、齐五大文字体系，结构奇异。
“春秋战国时期金文形体随意，出现艺术性与图案化的字体，字形加饰有鸟虫纹饰，即鸟虫书。”陈士先介绍，这种字体主要流行于南方的楚、蔡、吴、越等国。春秋时期楚国的王子午鼎、吴国的吴王夫差剑和越国的越王勾践剑，上面的铭文均为鸟虫书。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诏令“书同文”，并于四方立碑，所用之文字皆为小篆，且不再刻铭文于钟鼎之上，由是金文渐衰。及至汉代，民间多铸铭文于铁器之上，青铜之器不复使用，金文自是不见于史。
跨越千年 流传经典
“欲问古今兴废事，请君问鼎于河洛。”青铜器作为权力象征，被古人视为祥瑞之物，而金文铸刻其上，存世绵延上千年，人们对它更是青睐有加。
世人皆知金文史料价值极高，但由于时间久远，很多金文难认、难解、难记、难写，有若干字至今仍未破译，或因学者解读不同而无法使用，为创作组合造成了很大困难。
然而，这些困难并没有阻碍人们对金文的热情，与甲骨文研究相比，我国金文研究的历史更长。
据《说文解字》《汉书·武帝纪》等传世文献记载，早在秦汉时期，就有青铜器陆续出土，人们开始相关研究。西汉时期，美阳出土宝鼎，大臣张敞就对该鼎作出了大致准确的解读。
到宋代，金石之学大兴，欧阳修对金文作过研究和记载，作《集古录》，成为金石学开创者；赵明诚四处访求金石器物，与妻子李清照一同研究整理，成就一段佳话；近代以来罗振玉、王国维、郭沫若等学者整理研究，对金石学作了较全面的总结。
时至今日，青铜器收藏逐渐升温，刻有金文则身价倍增，甚至以每字数万元计。各种金文书法展、拓片展风靡全国，传扬世界。
2012年开始，在中国文字博物馆主办下，《汉字》巡展开始在20多个国家和地区展出，高仿真青铜器、数字版“汉字简史”等与观众零距离接触，展示古汉字的独特魅力。
铜锈斑驳，不掩岁月痕迹；笔画圆转，更添古朴沧桑。跨越千年，人们对金文的释读和考证仍在继续，诸多精彩文字期待解读。
本版制图：张芳曼
《 人民日报 》（ 2016年02月13日 07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