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柳建伟：甘做时代发展的“记录员”

人物简介

　　柳建伟，男，1963年生，河南南阳镇平人。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影视委员会委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现任八一电影制片厂副厂长。

《英雄时代》封面 资料图片

《北方城郭》封面 资料图片

　　他是第六届茅盾文学奖得主，代表作《北方城郭》《突出重围》《英雄时代》被业界称为“时代三部曲”；从文学爱好者成长为优秀作家，再到电影编剧，他的作品一直忠实记录着时代的发展变迁，传递出昂扬向上的中国精神。本期《深入生活 扎根人民——文艺名家讲故事》栏目对话八一电影制片厂副厂长、作家柳建伟。

　　弃工从文，只为记录下最美好的时代

　　1979年，我考入解放军信息工程学院的计算机系。按理说，我应该是一名IT人士，但是命运往往就是这么神奇。考入大学之后，我迷上了文学创作，加上那是一个文学开始大爆炸的年代，文学创作氛围很浓，“文学梦”在我心中也越发强烈。

　　因为我是理科生，没有接受过写作方面的专业训练，所以文学创作对我而言很难，要比文科生做更多的准备，于是我选择了向书本学习。我读大学的时候，刚好各种古典名著纷纷重新印刷出版，给了我阅读机会。另一项准备就是学习写作，当时我尝试着写一些中、短篇小说，还有一些其他类型的文章。这些文章大部分是练笔，加起来可能有100万字，为我后来的文学创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到成都军区某部。我的工作是负责维修一台大型计算机。闲下来的时候，我阅读了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等作品。巴尔扎克的作品记录了那个时代的进程和世道人心的变化，很了不得！这更加坚定了我要当一名作家的理想，我要做个社会历史书记员类的作家，为刚刚起步发展的中国做好记录——记录历史的嬗变，记录民族复兴的伟大进程。

　　对社会有益才算“大孝”

　　在创作这条路上，对我影响最深的是母亲。1994年4月，母亲身体不适，我劝她去医院看看，但她说上课忙，等放假了再去吧。于是她一直坚持到了7月放暑假才到医院检查，结果发现是乳腺癌。医生说癌细胞已经转移，情况不太乐观。检查完的第二天，母亲就进行了手术。

　　那个时候，我正在一边准备研究生毕业论文，一边创作我人生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北方城郭》。这部小说酝酿了很多年，早在1988年时就写了一个初稿，但由于不满意，就一直放着。

　　母亲手术之后，要到几公里外的县医院接受化疗。我每天用三轮车把她拉到医院，等她输上液了，我就又骑车回家去写作，到下午再接她回来。这样持续了120天左右。母亲每天化疗都有一大笔开销，这对于我们这个工薪之家来说无疑是一笔巨款。而我当时没有名气，出版社也不可能给我预付稿费。

　　突然有一天，我发现战争纪实类的书很畅销。于是，我就放下长篇小说，找了三个同学一起写这一类书。那时候一千字的稿费大概是70至100元。三个人一起写，一个月就可以写一本，一本书卖出去就能拿到两万多元，我们三个再分一分。有一天，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的何启治老师来探望母亲，不经意间，将我写畅销书赚钱的事情告诉了母亲。母亲得知后教导我，人有大孝和小孝，对家庭有益的人只是小孝，对社会有益的人才是大孝。你为了给我治病，没日没夜地写些没有营养的快销书，这相当于在把自己的事业和身体搞垮。这次谈话对我的触动很大，回到家后，我拿出之前搁置的长篇小说《北方城郭》初稿，重新开始了创作。

　　做一名合格的时代“记录员”

　　有人说，柳建伟总写主旋律作品，还有人说我是御用文人。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是一名军人，我的文学作品不描写国家的发展，不记录社会的进步，不捍卫国家的地位，那我该写什么？

　　王国维说过：诗人，分为主观型诗人和客观型诗人。作家也是一样，我属于客观型作家。我给自己的定位，就是做一名社会历史书记员式的作家。我生活成长在中国改革开放、飞速发展的时期，我的主要任务就是紧跟时代前进的步伐，聚焦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大事件，用笔客观记录这个时代的变化。我的三部长篇小说《北方城郭》《突出重围》《英雄时代》其实都是在做这件事情，我称它们为“时代三部曲”。

　　《北方城郭》写的是我老家河南南阳。我想通过小说解剖这里的人物和历史，通过小城市的发展折射当代中国的发展；《突出重围》创作于1997年，那时我入伍快20年了，我们这批军人经历了对越自卫反击战。我觉得在这样一个时代，应该写一部部队题材的小说，塑造有理想、有学识、有抱负的中国军人形象；《英雄时代》主要描写了从改革开放到21世纪初，中国20多年的城镇化建设带来的城市飞速发展，也反映了发展中出现的一些矛盾和问题。我想通过这样一部作品描摹当前社会的情况，引起人们的一些思考。

　　“时代三部曲”是以我自己对社会的观察体验为基础，结合一些我对生活的思考，用艺术的手法呈现出来的作品。一个作家，只有基于时代、基于生活进行创作，才能得到读者和观众认可。

　　文学创作要甘于寂寞、甘心吃苦

　　2001年，我开始从事电影编剧工作。如果说小说是借助经历和思考去创作，那么电影则是选择重大事件去记录。虽然说纪实电影故事发生的背景都有历史原型，但如果只是点点鼠标、打打电话、搜搜资料，是创作不出好剧本的，必须甘于寂寞、甘心吃苦。

　　2003年，我国载人航天飞船“神舟五号”发射成功，之后我国航天事业蒸蒸日上，这激发了我强烈的创作欲望，于是我开始创作电影《飞天》。这是我第一次以航天员、火箭设计师为主角创作剧本，挑战不小。8年时间，我采访了数百人，经历了十几次重写和改写。这部电影传播的是我们传统文化中的“愚公移山”精神，作为编剧，我在创作的过程中深受感染。

　　如果说写《飞天》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那么写《惊天动地》则是一个惊心动魄的过程。2008年5月下旬，汶川地震发生不到二十天，我接到了创作故事片《惊天动地》剧本的任务。我第一次到灾区采访，一待就是16天，到唐家山堰塞湖抢险现场时，脚下的堰塞体还在颤动，下游的绵阳已开始疏散转移群众……我从汶川搭乘直升机遇到致命浓云和气流，直升机侥幸飞到了安全高度，而同一地方的气流和同一块浓云，致使在我们后面的邱光华机组撞山殉职。这让我很伤心，也更坚定了写好剧本的念头。此后一个半月，我又5去灾区，终于将剧本完成。

　　作品应肩负起引领社会发展的责任

　　有人说现在是一个“小时代”，过于伟大、过于宏观、过于主旋律的电影票房不会太好。但我一直坚信这是一个大时代，是小人物也能活出精彩的伟大时代。文学影视作品应该肩负起对社会的批判和引领作用，要在重要时刻、关键节点站出来，起到传播弘扬正能量、带动人民迸发劲头的作用。

　　现在，一些年轻时和我一起搞文学创作的朋友都转行了，而我还是固执地沿这条路走着。我认为一个作家，找准了自己的方向后，就要有那种“一根筋”的精神。作品就像井里的水，要先有一股劲儿把井打深，才能够找到无污染的好水。

　　对于未来，我对自己有几点希望。第一，我希望自己继续沿着当初选择的路走下去，走得越长越好，继续做好时代记录员的工作；第二，我希望自己对这个时代的记载是客观的、公允的，是带温度、有血肉、有气息的；第三个愿望是希望若干年之后，人们想了解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我的作品能作为一个参照。

　　（中国文明网、光明网记者根据访谈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