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歌女乔康达》舞台呈现威尼斯水中倒影

　　意大利著名作曲家蓬基耶利对于中国观众来讲并不熟悉，甚至他的歌剧作品中的咏叹调也很少在中国的音乐会上出现。2016年国家大剧院的歌剧开年大戏，将制作演出蓬基耶利的歌剧《歌女乔康达》，这是一部真实主义歌剧的代表作。蓬基耶利可谓意大利真实主义歌剧的开创者，人们熟知的意大利作曲家普契尼、马斯卡尼等都是蓬基耶利的学生。

　　国家大剧院制作演出蓬基耶利的歌剧名作《歌女乔康达》旨在将更为广泛题材的歌剧和更多作曲名家的代表作品介绍给中国观众。大剧院版本的《歌女乔康达》将由意大利著名导演皮埃尔·路易吉·皮兹担任。北京青年报记者日前对这位在歌剧舞台奋斗了60多年的导演进行采访，他说：“《歌女乔康达》写的故事发生在水城威尼斯，我们将把威尼斯独特的水中倒影景观带到国家大剧院的舞台上。”

　　制作要考虑中国观众

　　皮埃尔·路易吉·皮兹介绍：“《歌女乔康达》情节复杂。它源于维克多·雨果的《帕多瓦的暴君》，由阿里格·博伊托以托比亚·果里奥的笔名改编，是一部笔锋犀利的剧作，剧情一波三折，充满十九世纪抒情戏剧的典型元素，如大协奏曲，特别是舞蹈。国家大剧院制作的《歌女乔康达》，是特意为中国观众考虑设计，完全在中国制作的。我想尝试将威尼斯的氛围用水雾，水上倒影烘托出来。这并非以还原自然实景的方式实现，而是抒情又充满诗意的表达。故事发生的时间，按剧本应是十六世纪，而我将其移至更晚些的十八世纪末，时值威尼斯共和国日渐衰亡，气氛颓废。自全剧伊始，死亡气息便渗透笼罩，与狂欢节的狂热与节庆病态的激动形成鲜明对比，这股气息贯穿始终，直至剧终乔康达自尽而亡。”

　　《歌女乔康达》是一部有争议的歌剧

　　皮埃尔·路易吉·皮兹如何看待歌剧《歌女乔康达》？他说：“这是一部富有争议的歌剧，观众爱她，而大部分评论家却批之甚严。它曾盛极一时，而今却少有上演，这大多是由于这部歌剧需要极好的演员，极佳的嗓音，技艺精湛的舞者和能与意大利式大歌剧相称的群众演员。我承认，这一类型的戏剧曾与我作为导演和舞美设计师的兴趣相距甚远。我更偏爱巴洛克戏剧、新古典主义的歌剧，当然也爱威尔第。蓬基耶利作《歌女乔康达》之时正是威尔第刚刚完成《阿依达》之时。与威尔第及其卓越的音乐灵感中蕴含的综合性天赋不同，在《歌女乔康达》中，一切都显得被放大、被膨胀、被强调了。然而对比之后，无可否认的是这部歌剧强烈的戏剧性，它能够紧紧抓住观众，震撼并感动他们。在多次制作《阿依达》之后，我偶然有机会将《歌女乔康达》搬上舞台。

　　“当时是在维罗纳，露天剧场是一个大型的户外空间。音乐给我的灵感是对歌剧进行宏大的表现，而如此的空间便于我进行艺术构思。在排练过程中，我的导演思路不断发展，我意识到人物中富含心理价值，这些价值是我在初读剧本时没能发现的。总之，那是一次愉快的际遇，充满惊喜。它的成功引起了很多剧院的兴趣。就这样，巴塞罗那的里西奥剧院和马德里皇家剧院邀我前去重排。将演出由户外迁至室内，就不得不进行一些必要的调整，然而调整的效果惊人。

　　“这部歌剧在更为封闭的空间内反而效果更佳。宏伟性上的损失给歌剧的戏剧厚重性增色不少。随后我向巴黎巴士底剧院和罗马剧院提出这一版制作，越来越确信这部歌剧的品质。恰逢国家大剧院邀我为北京的剧目进行构想，我热情应允，对这部歌剧的价值确信不疑。但首先，熟悉剧院，评估舞台技术可行性和认识那些将要成为这次冒险的同伴是很必要的。”

　　从60年歌剧生涯中寻找灵感

　　从舞美设计转行做导演，1977年开始，皮埃尔·路易吉·皮兹开始担任歌剧导演，制作自己喜欢的歌剧。他说：“在歌剧这个领域工作，我觉得非常幸运，不知不觉做了60年这么久。与其说是我自己的决定，不如说是命运的决定。我年轻的时候就很喜欢歌剧，一直很有激情，日复一日的工作都会激发出更多激情。一开始是探索的阶段，寻找自己的风格，从二十岁到四十岁到现在，每个阶段的风格不同。我觉得，对我来说，制作每一部歌剧，不管发现优点还是缺点，都为下一部歌剧做更好的准备，这是循序渐进的过程，并没有说某一部有特别的意义。就像登台阶一样，每一部歌剧都是一个台阶。我记忆力非常好，尤其是视觉记忆。这种过目不忘的海量记忆力给我很大的帮助，比如从逛博物馆、美术馆，或者从书里所学到的东西，都会为日后制作歌剧提供不同的灵感。我没有每天记日记，只会做一些笔记，虽然不会记住那么多歌剧的细节，但是我会记下每一次经验和教训。”

　　现在皮埃尔·路易吉·皮兹在世界各地制作歌剧，他说：“我游走世界各地，去很多博物馆和艺术画廊。因为之前生活在罗马，后来在威尼斯，能够在世界上最漂亮的建筑群围绕的环境中，这对我来说很重要。我觉得我一生就是在不断地寻找美，发现美。我很少来中国，对中国了解还不多，主要从书里了解，但我对东方文化还是很感兴趣。虽然我还没怎么逛过北京，但是我去过故宫，我觉得很棒，就像活生生的历史展现在我的面前。”

　　说到他制作的歌剧，他说：“我在全世界各地歌剧院工作了60多年，参与了非常多剧目的制作，也见证了所有的流行趋势，以及流行趋势的一个变迁。流行的宿命就是很快消失。因为这个原因，我一直避免去做这种流行的东西，在我的整个职业生涯中，一直严格要求自己走个人化的道路。通过建筑学与舞台美术的学习，我找到了自己的风格。我的风格就是突出美学的呈现。也正因为如此，每制作一部歌剧，我都致力于对美的研究。对我而言，美就意味着志趣性、精确性以及灵性。我承认创新是非常必要的，但是我同样认为尊重伟大而高贵的传统的必要性。传统有两个意义，一是经典的东西永远不会过时；二是未来我们要开启新的视角、新的激励、新的反省和新的实践。”

　　文/本报记者 伦兵 摄影/本报记者 崔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