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死不了，我还要去延川画画呢……”带着一身的病痛，87岁的靳之林专程赶到《赤脚医生往事》首发式现场，见到老友孙立哲，仍旧是紧紧的拥抱，这是两人几十年来的默契。“我们俩，相识40年，相知一辈子。”靳之林在这本书的序言中写道。
《赤脚医生往事》是著名画家、学者，民间文化抢救者靳之林的一部摄影、速写作品集，300幅珍贵历史老照片及速写、手稿，均为首次独家出版。它真实记录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北京知青孙立哲带领赤脚医生在陕北农村救死扶伤，为老百姓看病治病的那段难忘岁月，也真实见证了在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里，靳之林与孙立哲生死与共的友谊。
靳之林和延安的缘分是50多年前的事了。1959年到1961年，他连续三个春天在延安农村深入生活，完成国家博物馆油画任务《毛主席在大生产运动中》、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油画任务《南泥湾》以及《陕北老农》的油画肖像创作。那时候，憨厚质朴的陕北农民，浑厚广袤的黄土高原，感人肺腑的军民关系、干群关系，让靳之林找到美学理念，那也是后来他一生的艺术追求。回来以后，靳之林向单位中央美术学院递交了申请书，希望全家到圣地延安去安家落户，后终于在1973年11月实现了落户延安的夙愿，被安排到延安地区的文化馆和文管会工作。
在《赤脚医生往事》里，靳之林回忆了他和孙立哲的第一次见面：“1974年5月的一天，我在延安参加了欢迎奔赴延安、建设延安的志同道合的新战友的活动。正是那天晚上，我在杨家岭三所第一次见到了孙立哲，听他和新知青座谈，随他带着长着大得出奇的甲状腺肿瘤的农村老太太到他的关家庄合作医疗站做手术。”在关家庄，靳之林第一次看到了孙立哲住的窑洞，赤脚医生们创建的治疗室、手术室，自制的担架和手术床，被医疗队的激情所感染，他决定留下来加入关家庄合作医疗站，和孙立哲他们在一起。
靳之林当年见证的，是一段生命的传奇，是一群年轻人不甘沉沦、重新寻找生命价值的故事。
“一唱孙立哲，赤脚的好医生，天天巡诊在山村，土窑洞里治大病……”上世纪70年代风行延安的一首老歌，40年后黄土地上仍有人会唱。当年的小伙子大姑娘如今已经成了爷爷奶奶辈，可他们忘不了，40多年前，在极度缺医少药的条件下，在窑洞里、在门板上做开腹开胸手术，孙立哲他们这些赤脚医生把一个个生命从死神手里夺回来，完成的都是些“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关家庄插队的10年里，孙立哲带领他的知青赤脚医生团队相继做过肠梗阻、阑尾、肠胃、心肺、脑病、胸骨后甲状腺肿瘤切除等手术。
很多年之后，由于患了手术过程一闻“新洁尔灭”就休克的病症，孙立哲不得不告别了心爱的医生职业。今天作为一名企业家、出版家、学者，孙立哲常说人生首先是一个偶然，他自己就是个典型的例子。当年出生在北京清华园的他和清华附中的同学们一起坐上了开往陕北的火车。1969年1月，第一次从延川县关庄公社去插队的关家庄的路上，后来成为著名轮椅作家的“插友”史铁生半开玩笑地为17岁的孙立哲造舆论：“他是大夫。”“医生哦，能治病了吧？”老乡问。“当然，不能治病算什么医生。”没想到进村的第二天就有人来找孙立哲看病了，同学们七手八脚地为他当帮手和参谋。第一个病人是个老太太——发烧、发冷，还有一脸的红斑。孙立哲立刻对着那本随身带着的《农村医疗手册》左翻右查，翻完了说一声：“丹毒。”于是大伙把从北京带去的阿司匹林、抗生素统统都拿出来，连红糖水和肉松也拿出来用上了。老太太还以为那都是药，问：“多少价？”大伙回答：“不要钱。”老太太惊诧之间已然发了一身透汗，第一轮药服罢病已好去大半，两天就退烧下地了。
那时候史铁生是懂点医的，插队前他就在一个医院参加过培训班，学会了扎针灸，去关家庄时还带了一整套针灸针、药棉花，还有很多医书和药。刚到村里那会儿，史铁生和孙立哲、曹博、子壮一干人等走家串户，拿着《赤脚医生手册》给老乡看病。孙立哲扎针灸也是史铁生教的，开始怎么也扎不进去，一扎就弯，一紧张整个针都拔不出来。史铁生手把手地教孙立哲扎针灸，从经络穴位到拧针行针，从诊病到开方。
当命运把这群年轻人从大城市带到农村的艰苦环境中，他们不得不重新定位人生的坐标。在土窑洞里，在缺少设备缺少器械的条件下，孙立哲他们用木刻刀、老虎钳、银针、草药，想尽一切办法解除穷苦农民病痛，而乡亲们信任的眼神，更使他们找回被压抑的同情心，找回久违的自尊，找到了爱的荣耀。
“有人说他贼大胆，有人说他是金刚钻，有人说他运气好，其实他是不打无准备之仗。”靳之林眼里的孙立哲才华智力超群，“他坚持用极其有限的业余时间自学英语，不睡觉也要背单词，窑洞墙上贴满了英语单词，天天对着墙看，背会了就换下来”。不光是英语，孙立哲还学习德语、拉丁语。这些知识储备，为他后来医术上的突破打好了基础。在那个年代的偏远农村，孙立哲还订阅了最新的医疗期刊杂志，了解用于临床的最新信息。
由于慕名赶来关家庄看病的老乡实在太多，1975年2月，孙立哲提出开展巡回医疗，由延川开始建立各公社的合作医疗站，然后普及到延安和陕北各县。“这个战略设想太震撼人心了，我决定全程参加。我能做点什么呢？发票挂号，双手举手电筒当无影灯，当巡回护士，我都做过，但我时刻没忘记自己是个画家，我要用画笔记录下这个激情燃烧的岁月里最感人的事迹，而在特定场景和光线下最感人的场面、情节和形象，都是瞬时即逝的，我必须相机不离手，迅速抓拍。”那时候，靳之林总是把一台国产海鸥120照相机挎在脖子上，手里拿着速写本速画速记，照相机速拍连拍，回去在暗室冲洗放大。
在跟随孙立哲医疗队去各公社建立医疗站的那段日子，很多场景都让靳之林终生难忘。那时候陕北农村的道路非常糟，孙立哲和知青们经常要在雨中的泥泞里赶着毛驴艰难地行进，有时候开着手扶拖拉机，不等进村就因路况太差，只好提前卸下医疗器械和药箱，人背肩扛地步行进村。记不清多少次，一进村，等候看病的老乡早已在隆冬的严寒里挤满了院子。老汉们在院里架火取暖，对火点烟，像亲人一样拉着话，婆姨们抱着孩子在窑里坐满一炕，每个人都盼救星似地盼着他们到来。在窑里，孙立哲常常是坐在满炕带着娃娃的婆姨中间，边听着婆姨的诉说，边问询、听诊……
“那么艰苦的条件下，医生和病人竟有着如此和谐融洽的关系，直到今天都不能不令人惊叹，那的确是一段特殊年代写下的不可复制的传奇。”靳之林说。
上世纪70年代末，世界卫生组织高级官员到中国农村实地考察，把中国农村的合作医疗称为“发展中国家解决卫生经费的惟一典范”。联合国妇女儿童基金会在1980年至1981年年报中称：中国的“赤脚医生”制度在落后的农村地区提供了初级护理，为不发达国家提高医疗卫生水平提供了样板。直至今天，国际视野中的中国赤脚医生还是个被充分肯定的名词。
自己制药，自力更生，少花钱、不花钱也能有病治病，无病防病——那时候，赤脚医生与患者的医患关系更像是乡间淳朴的亲戚关系。今天，“赤脚医生”早已成为一个历史名词，但是，孙立哲他们在田间地头背着的那个深棕色的药箱，他们拉着家常在炕头看病的情景，却成了人们对于那个年代的一段温暖记忆。
自从1974年第一次去延川参加孙立哲的赤脚医生医疗队，靳之林和延川结下了不解之缘，从早年发现民间剪纸、布堆画等，到近年来开发黄河乾坤湾、小程村、桑哇等特色文化基地，多年来，他几乎每年都要回去，经常住在那里进行文化研究和创作。
2014年，靳之林陪着孙立哲又一次回到关家庄，重新走了部分当年巡回医疗队之路。一路上都是乡亲们倾村出动、夹道欢迎的感人场面。当年被医治过的老人大部分离世了，人们不再知道当年的细节。种子死了，谷物发芽生长。故事已经融化在陕北这片神奇的土地上，爱的消息长久传扬。（吴晓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