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润铧

　　一个高三学生完成了一部关于高三的纪录片。影片开始时，一张张苦闷的脸在重复着“所有人都一样”这句话，到了结尾，变成“所有人都不一样”。

　　上海市控江中学高三学生唐润铧在高中生涯的最后阶段，做起了导演、编剧、摄像和剪辑，一个人完成了纪录片《考在上海》。在这部24分钟的“电影”里，“演员”是他的同班同学，“剧情”就是整个高三生活。

　　镜头扫过夏日的操场，扫过红旗旁的教学楼，扫过课本和粉笔，最终定格在高三学生的面孔上。

　　背景音里的蝉鸣换成高音喇叭里励志的语言，橱窗里的海报换成各大名校显眼的校徽。高三前的动员大会上，刚刚考入大学的学长分享着高考的经验，台下400名穿着夏季校服的准高三学生或托着腮、或抱着肩、或歪着头，脸上看不出任何表情。

　　画面有些抖动，唐润铧用“仰卧起坐到一半”的姿势，举着单反相机对着神态相差无几的那些脸，他既想将身后的大屏幕装进相框，又不想挡住后面的同学。在这场动员大会中，唐润铧在心里说，“该来的终于来了”。

　　对于二三线城市的学子而言，高考是一条艰难却极为有效的出路，人们对于高三的想象大多停留在拥挤的教室、垒得高高的课本、被精确计算到秒的时间上。

　　在这所能望见东方明珠的校园里，尽管高三并不那么令人窒息，所有人还是拼尽全力，包括已经申请了美国的大学的唐润铧。

　　他把高三的学生比作大海中的一粒沙，无力改变方向，只能祈求下一道浪能把自己抛得更远。

　　同学朱泽楠对此深有体会。这个爱笑的女孩认为，不用参加高考的“旁观者”唐润铧，比自己这个“当局者”看得更清楚。在高三第一学期的5次考试中，她为了提高7分，连续一个月每天刷两套试卷，“有一种不得不拼的惯性”。

　　身边的同学面对唐润铧的相机，一开始会躲闪。在习惯了他拿着相机“晃来晃去”之后，同学们终于把他当成了“一坨巨大的空气”。

　　为了拍摄教室的全景，唐润铧把课桌搬到了教室左前方的角落，当他举起相机时，没有一个人对他的镜头有反应。“高三，本来就没什么人抬头。”

　　镜头之外，白炽灯光照耀下的高三教室让人混淆了昼夜。唐润铧看到，有人在第一次月考之后默默地流泪；有人下课就跑去问老师问题。每个人都很自觉，整个教室的分贝比以前下降了许多。这种用功好像是存在于同学们基因里的东西，到了这个时候，“啪”一下就出来了。

　　对于要出国的唐润铧来说，努力的基因全部放在了托福和SAT（美国学术能力评估测试）上，他前后考了7次，每一次都像是高考。

　　1998年出生的唐润铧显出一种超越年龄的“老成”，“像是从过去穿越过来的”。他喜欢哲学多过足球，爱听崔健、许巍和朴树，向往上世纪80年代“文艺复兴”一般的自由氛围，愿意思考与分享观点。

　　他常年穿一件黑外套，书包和鞋子磨破了也毫不在意，留着“估计全区只有一个人梳的”油腻的三七分发型。在学校，有不认识的同学看到他，会毕恭毕敬地喊一声，“老师好”。

　　为了迎合美国学校的需求搞创新大赛、参加美国的夏令营拿外国人的推荐信、刷题考出高分的托福和SAT……在唐润铧看来，出国申请越来越成为和高考一样模式化的流程。

　　他曾感受过影片里溢出屏幕的紧张气息。那是在他备战SAT的时候，也是纪录片拍摄的关键时期。一场争夺时间的大战，在唐润铧和父母之间，一触即发。

　　“不是不让你拍，而是时间不对。”爸爸警告他，“如果因为拍纪录片而考得不好，你会后悔一辈子。”

　　唐润铧的犟脾气上来了，他认为高考有几个关键的时间点是必须要拍的，不能错过这个时间，他给自己的承诺是2015年底前必须拍完第一集。与此同时，他要一遍一遍往返于教室与留学机构的补习班之间，刚刚放下相机，又拿起了答题的笔。

　　“在高考面前，我总有点逃跑的感觉，一直没法抹去心里的罪恶感。”尽管与大多数同学走向不同的战场，唐润铧仍然希望为曾经朝夕相处的同学记录下这关键的一环，哪怕只是在旁边为他们竖起大拇指。

　　“我急啊！”妈妈陈霖是控江中学高三的语文老师，为了唐润铧的SAT成绩，焦虑得“快崩溃了”。他前两次的SAT成绩分别是1780和1990（满分2400），“你多做题总归多拿分咯，这是你最重要的事情!”

　　父母不支持他在备考期间拍片子，争执发展到最后，唐润铧表示：“我就要拍！我就要拍！”

　　在那间关了门的卧室里，他用了两个通宵，回放过去3个月拍摄的素材，154个G，1340个视频文件，然后埋头为片子写台本、录音、剪辑。

　　当第3次SAT成绩出来时，陈霖记得，唐润铧先是很平静地报了分数：2100，之后便“哇”一声哭了。

　　陈霖很心疼，觉得孩子在那段时间承受双重的压力。“作为一个语文老师，我很希望他有自由意志和独立思考的能力，但我也不能脱离对分数的追求。”

　　最终的SAT分数让一家人都挺满意，当被问到，“如果唐润铧没有考好还会让他继续拍片子吗”，陈霖斩钉截铁地说：“不会，绝对不会。”

　　唐润铧在上传自己的纪录片时，在网上留下一段话：我们从出生那一刻，就成了教育体制内的孩子，我们不得不面对当今中国不够合理的教育。一面针砭时弊的同时，我们又随波逐流。然而，我们真的别无选择吗？

　　一进入高三2班，首先会被教室后面的黑板报吸引，大面积黄色和蓝色的水彩颜料占据画面，田野和蓝天的界限从中间上下分割开来，一条棕色的、窄窄的小径延伸到远方，“高三之路”四个大字写在一旁，下面是一行小字：没有比脚更长的路，没有比人更高的山。

　　“从未来回想今天的时候，可能首先想到的是这幅画，而不是高三的重压。”在纪录片的下半部分，唐润铧讲述了老师和同学在高考的压力下，仍然保持自己爱好的故事。

　　拍摄的最后一个画面是圣诞节的班会，一串铃铛挂在黑板旁，老师和学生一起做起了游戏。旁白说，只愿这难能可贵的笑容能够一直留住，留到高考之后，留到成人之后。

　　镜头转向了高三语文组老师的办公室。在隔间的外墙上，贴着不起眼的三个篆体字——“后花园”。里面是一位语文老师的照片墙，贴满了苏珊·桑塔格、汉娜·阿伦特、卡夫卡、格丽泰·嘉宝的照片。这位老师自称有“空墙恐惧症”，不管办公室搬到哪里，她都不会落下这些偶像。

　　“很多老师有自己坚守的东西，即便被大环境吹得东奔西跑，也会坚守着。”这在唐润铧看来是一种反抗。

　　镜头里出现最多的，是一个坚持了25年的公益人文讲坛的发起者樊阳。

　　樊阳曾回到陕西的母校讲座，谈起对应试教育的厌恶。“我希望我的母校不要成为衡水中学。”台下的老师哄堂大笑，因为校长刚刚说过，要向衡水中学学习。

　　樊阳觉得，当唐润铧在考试面前，拿出时间拍摄这部片子时，应试教育的柏林墙已经在他身后倒塌了。

　　在老师眼里，唐润铧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好学生”，甚至一度成为“老师最讨厌的那种孩子”。

　　唐润铧喜欢写作、拍片子，是合唱团团长，拍微电影拿过全国二等奖。文科成绩能成为年级前十名，理科成绩则是倒数十名。他向往美国更自由的校园环境，即便认为SAT很应试，但他知道这不是美国学校挑选学生的唯一标准。

　　当鼠标滑过各具特色的美国大学主页时，唐润铧才真切地感受到自己是在挑选未来。他选择学校的原则很简单，一是看有没有哲学专业，二是希望在农村，他想体验不同于大城市上海的生活。

　　这个从小喜欢昆虫、为蟑螂写诗、会躺在花园里看星星的人，最讨厌的两句话是“长大了就懂了”和“社会会教你的”，他不希望长大，不明白为什么会有人把长大当作资本，而不是损失。

　　“我觉得高考是一场再合理不过的比赛了，规则很简单，只有那些在高考后保持住笑容和童心的人，才是赢家。”这是纪录片的最后一句话。

　　一个同级的同学说，对唐润铧的定义不要落在“是个有空闲时间的出国党”上，而是“本可一走了之却频频回头审视当下体制的学子”。

　　一位从教49年的特级教师说，一个面临高考的高中生，对于教育的弊端是最有发言权的。可惜，几乎所有的受害者都没有勇气或无力思考这个问题，他们只能在题海中苦苦挣扎。“有这样的学生，比出几个状元更体面。这说明，在今天的教育体制下，还是有空间的。”

　　唐润铧不喜欢用微信，他的朋友圈里只有每天背了多少单词的打卡记录。他觉得微信的表达廉价而容易，宁可选择短信，字斟句酌地谨慎表达。

　　唯一一个与年龄相称的爱好是玩电脑游戏。他不爱网游，喜欢一个人打单机游戏。最爱的那款叫做《黑暗之魂》。游戏的开始一片空白，玩家是个战战兢兢的普通人，一遍遍遇到强大的人，一遍遍经历死亡，最终成为英雄。当打到最后一关时，舒缓的钢琴曲响起，玩家又回归了混沌之初，他似乎战胜了什么，又似乎什么都没有。

　　每到这个时候，唐润铧都是一边哭一边按下回车键。（杨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