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当前社会凝聚水平咋样?
社会凝聚是从价值观、社会规范层面分析社会是否存在价值层面的统一共识、社会成员之间是否在社会交往中形成有凝聚力的纽带。高质量的社会除了从物质经济层面为每个社会成员提供无差异的基本保障,满足个体在生存上的安全感之外,还应当具有较高的社会凝聚力,从而实现和谐稳定持续的发展。具体而言,社会凝聚水平的测量包含了社会信任、社会价值观、社会矛盾水平几个指标。
社会信任水平不高,呈现“熟人社会”信任模式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状况调查课题组对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150多个县(市、区)1万多名城乡居民进行了抽样调查,从调查数据看,当前我国整体社会信任水平一般,受访者对他人的信任基础主要是以亲缘和业缘等为纽带,有97.5%的受访者表示信任亲人,85.2%的受访者表示信任朋友,69.4%的受访者表示信任同事。对于其他群体,信任水平就相对较低,有55.8%的受访者表示会信任党政机关干部,仅有31.2%的受访者表示信任商人,而对于陌生人,只有5.5%的受访者表示会信任。与之相比较,专业技术人员得到公众的信任占比较高,其中,86.6%的受访者表示会信任教师,79.0%的受访者表示会信任医生。
可见,当前我国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主要还是建立在“熟人社会”的基础上,对陌生人的普遍不信任直接导致了人际冷漠。正是基于这种情况,一些不正常的社会现象,例如对陌生路人遇到困难时是否应当予以救助的讨论才会发生,从而影响了我国社会质量的进一步提升。
具有凝聚力的社会价值认同尚未形成
除了社会信任外,在一个高质量的社会中,社会成员还应当具有较高的意识形态和价值理念上的共识,即具有积极引导意义的社会价值观应当得到较高比例社会成员的认同。因此,在社会凝聚的测量指标中,社会价值观是一个重要的测量层面。在问卷调查中,我们分别从多个维度测量了公众的社会价值观认知。首先,我们测量了受访者在面对个体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冲突时,是认同社会利益优先还是个人利益优先。其中,有40.8%的受访者表示认同个人利益优先,有58.8%的受访者表示认同社会利益优先。其次,我们还测量了受访者在社会交往中,是倾向于遵守社会规则还是利用非正规的个人关系谋求个体利益,也就是认同遵守社会规则还是依靠个人关系,数据表示,有67.4%的受访者表示认同遵守社会规则,有32.1%的受访者表示认同依靠个人关系。再其次,我们还通过了解受访者在就业选择中的倾向来测量公众服务社会的精神。其中,有65.2%的受访者表示就业选择中最重要的衡量因素是权力和收入,只有34.4%的受访者表示在就业选择中应当考虑工作是否具有服务社会的意义。
总体来说,当前我国社会还没有形成较高水平的对正向社会价值观的认同,尤其是就社会优先意识和社会服务精神维度而言,有相当一部分受访者并不认同具有积极社会意义的价值观。同时,就规则优先意识来说,有近1/3的受访者在面对个体利益与社会规范冲突中,倾向于选择“找关系”“走后门”等方式来谋求利益,而不是维护社会规范的普遍约束力。缺乏较高的正向社会价值观的认同,正成为进一步提高我国社会凝聚力的瓶颈。
对当前社会的信仰和道德水平评价较低
在社会凝聚子系统中一个重要的测量指标就是公众对社会规范的遵守水平。从社会规范来说,包括非正式的社会制度规范和正式的社会制度规范,我们分别从社会公众的信仰水平、对道德的遵守水平和对法律的遵守水平几个层面进行了测量。首先,从信仰层面来说,大多数受访者认为我国当前社会缺乏信仰,有63%的人很同意或比较同意“现在社会大多数人都没有什么信仰”这一说法。其次,受访者对当前社会的道德水平评价也不高,以10分制计,平均分为5.9。再其次,受访者对当前社会的法律遵守水平评价略高于信仰水平和道德水平,以10分制计,平均分为6.2。值得关注的是,中青年群体对社会道德和法律遵守的评价显著低于平均值,说明中青年人对社会道德和遵纪守法的评价更倾向于负面。
当前社会群体矛盾主要集中在贫富和官民之间
在社会凝聚子系统中,我们还测量了公众对当前社会群体矛盾的认知。社会凝聚水平的重要评价之一就是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可持续发展。而公众对于社会群体矛盾的认识,可以作为对当时社会凝聚水平的评价指标之一。
在调查中,我们测量了人们对6类社会群体之间矛盾冲突的感知:穷人和富人之间、雇主与员工之间、不同民族之间、不同宗教信徒之间、本地人与非本地人之间、政府官员与群众之间。调查结果表明,受访者认为当前我国社会群体间矛盾主要集中在贫富矛盾和官民矛盾,均有40%左右的公众认为贫富群体之间和官民之间存在着严重的矛盾冲突。其中,认为贫富矛盾和官民矛盾非常严重的受访者的比例均在10%左右,远远高出其他类型的社会群体矛盾。
可见,在社会转型过程中,贫富差距加大和公众政治诉求不能得到及时有效回应成为我国社会矛盾产生的主要根源,影响了整体社会凝聚水平和社会发展的质量。解决社会矛盾的途径,还是要从根本上提高社会公平正义、改善社会分配机制、提供公众政治参与的渠道、提高政府部门对公众诉求的回应水平,让社会各个群体都能普遍分享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状况调查课题组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