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花鸟画里的中国博物

　　最近几年在科学文化人的不断推动下，博物学与博物实践开始热起来。博物学复兴的思潮，是建立在对西方数理科学进行反思的大背景下的，因为，当代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带来了严重的环境和生态问题。但是，西方博物学家认知自然的动机在于发现自然（或者说上帝的秘密），并且将自然物放到“存在之链”的正确位置上。

　　作为一种地方性知识，几乎世界各民族都有自发形成的博物传统，中国也不例外。在流传至今的文献里，“博物”一词最早出现于《左传·昭公元年》：“晋侯闻子产之言，曰：‘博物君子也’。”此处的“博物”用以称赞郑国大夫子产见识广博。再结合自《诗经》开始的“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的儒家传统，晋代张华《博物志》开启的博物类著述传统，以及成果蔚为大观的本草学、天文学等等，可以看出，“博物”一词是中国特有的文化概念，既包含对大自然的认识，也具有相当强的人文色彩和包容性。在西学东渐之前，中国博物传统有很强的独立性，呈现出一种与西方博物学迥然不同的发展路径。

　　花鸟画是中国博物传统最好的视觉呈现方式，一花一鸟都是对具体自然物的观照，特别是宋人画花鸟，写实达到了相当严格的程度。这是建立在对所画之物细致入微的体察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说写实的花鸟画与博物密切相关。

　　北宋画家易元吉以善画獐猿闻名。为了准确地表现动物习性，他常常深入荆湖深山之中，观察、体会、揣摩猿猴獐鹿的生活习性；也曾在住所附近，修建池沼，布置石头、树木等丛林景致驯养动物，用来仔细地观察其动静形态，所以笔下之物才能生动有趣。善作花鸟的赵昌也常在清晨观察花卉、植物沾染着朝露的形态，再执笔图写。

　　然而，画得像从来不是中国花鸟画的终极目标。梅、兰、竹、菊四君子，石榴多子，牡丹富贵，梨花高洁，荷花出淤泥而不染……这些品德才是中国画家描绘自然的动因。比如，宋徽宗赵佶的《芙蓉锦鸡图》，以芙蓉、菊花、双蝶、锦鸡构成画面，设色艳丽，生动逼真。赵佶自题曰：“秋劲拒霜盛，峨冠锦羽鸡，已知全五德，安逸胜凫鹥。”鸡在中国文化中有五种道德品行：①鸡身上的花纹表示有文化；②雄鸡的模样很英武；③雄鸡打架很勇猛；④母鸡保护小鸡很仁慈；⑤雄鸡报晓很守时，代表守信用。这些在西方视野下或许平常至极的动物本性，在中国文化中却有着独特的象征意义。赵佶此画，观察细致，描绘逼真，但此画最终极的意义毫无疑问正是在借鸡的自然习性，来宣扬赞诵锦鸡的五种美德。

　　再比如，古代“写生”一词与今天对景写生的含义不同，在宋代特指“花鸟画”，其中蕴含着深刻的对生命的赞叹和敬畏。中国古人的博物不仅是为认知自然而博物，很大程度上是源自一种君子修养的需要。他们通过绘画，其实是想表达绘画中的那番道理，然后学习之、效仿之。从这个意义上说，所画之物的品格或者情境，始终都是画家所渴望和向往的，画家的位置，也都是低于所画之物的。也因为地位相对低，所以就表达出一种更尊重的态度来。

　　中西方博物学，在博“物”的“物”学层面较为相似，都是对自然界的认识与观察。但是，“物”之后，西方的博物学通向了扩张、征服、利用、改造，而中国的博物学则通向了“人”学、通向君子修养。这种对自然的敬畏态度，这种始终珍惜自然活性、灵性的与自然相处的方式，无疑有助于减轻对自然的数字化，缓冲人与自然的矛盾。而从科学的本原意义和博物的最终目的来说，这种自然哲学所导向的，将是向内而丰盈的人生。

　　博物，不是扩张与占有；博物，君子也！（作者单位：中国科学院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