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９月１８日电（记者程云杰）在藏传佛教的修行体系中，不论转世活佛，还是普通僧人，学修都是一生的功课，没有任何一个头衔的光芒能胜过学识与修为带来的威望。

　　即便在开藏传佛教现代学院式教育先河的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这一传统也没有改变。

　　３８岁的其美土登是佛学院中级班新生，接下来的两年将攻读藏传佛教中级学衔“智然巴”。

　　人们很难想到站在４０名新生堆里、身着红黄披单的他是一位萨迦派活佛，已在法座上接受家乡信众顶礼３０载。

　　教务处一级经师强巴赤来说，活佛和普通僧人是传承藏传佛教的两个重要力量，他们修学的核心任务就是去检验、践行佛陀的教言。

　　“在我们眼里，佛陀不是神，而是导师。”强巴赤来说。

　　１９８７年，十世班禅大师在西黄寺创办了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第一届学员就是来自藏传佛教地区多个教派的４３名活佛。

　　迄今，学院已培养近千名学僧，他们在传承教义教规、参与寺庙管理、依法参政议政等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

　　来自昌都的其美土登活佛很珍惜这次学习机会。“考试很难，活佛的头衔对入选考试没什么帮助。”他说。

　　在此之前，于８岁坐床的其美土登先是跟随贡则寺的堪布学法，后来又赴宗萨佛学院和德格佛学院学习佛教论典。２０岁主持寺庙工作后，除了要操心建寺、办学等大小事务，他还在不断的学习，闭关是最重要的功课之一。

　　“当信众在我的法座前顶礼时，我理解他们并不是顶礼我这个人，而是希望借此对佛陀、佛陀的智慧以及践行佛陀教言的僧伽表示敬意。”他说。

　　其美土登说自己是“农村人”。他的寺庙位于江达县一个偏僻的大山上，周围都是农村，没通公路之前，一切物资只能依靠骡子和马匹运输。

　　很想学汉语的他一直找不到老师，于是就设法先跟一位汉族朋友学习了拼音，然后依靠字典自学。

　　来到北京，除了要在佛学上深造，他还对汉语、科学和法律感兴趣。

　　比其美土登早两年来北京学习的顶珠将佛学院视为求学路上的“一匹宝马”，“一个发展和研修的平台”。

　　作为今年唯一一个来自云南藏区的摩梭族学员，与藏族学僧不同，顶珠要过的第一关是语言。

　　在他的家乡泸沽湖畔的巴珠村，人们说的是摩梭语、学的汉文，没人懂藏文。可是要学习藏传佛教，特别是辩经，会说藏文是前提。

　　这一次能在高级班招生考试中胜出，顶珠最感谢的还是他在北京读中级班时遇到的一帮“超级学霸”。

　　“读书最重要的是同学，就算老师再厉害，如果同学不怎么厉害也不行，特别是我们学习佛法。老师在课堂上讲一两个小时，剩下一个小时就要互相辩论，这一个小时的辩经特别重要。”他说。

　　“老师讲了，就算听的再好，也会有越辩越乱、发现自己什么都没听懂的时候。这样就需要再想、再辩，五部大论里每个知识点、每个东西都可以辩，不辩光听是不行的。”顶珠说。

　　曾在云南民族大学获得大专学历的他认为同学间的辩论是佛学教育和世俗教育最大的不同点。

　　此前在中级班就读最令他印象深刻的就是辩经。几个月前的毕业考试，学经班邀请了７０名高僧与在校学员进行对辩，一辩就是一周，“激烈紧张程度无法用语言描述”。

　　顶珠说高级班入学考试中最难的也还是辩经，考官会围绕因明论、现观庄严论、中观论、俱舍论设计几十个题目，由考生抽签与指定的高僧进行１５到２０分钟的对辩。

　　“虽然只抽一道题，但是考生却必须熟读所有大论。与我们对辩的都是佼佼者，学了大半辈子的佛法，而我只学了１５年，并且藏语不是母语，因此挑战非常大。”他说。

　　“我希望自己将来能成为一名教员，在家乡的佛学院教学弘法。”顶珠说。

　　和顶珠一样，其美土登活佛的愿望也很单纯。“就希望自己一直在出家的路上好好修行。为了寺庙，为了众生，再苦再累我也愿意。”他说。

　　开学一周来，早上５点半起床，晚上１０点半下课是学员们每天共同的作息，一些人还会继续在宿舍自习。

　　与传统寺庙的经院式教学不同，高级佛学院采取末位淘汰制度，高级班的学员每年总有一两个学员无法获得拓然巴学位。

　　十世班禅大师因明佛学院副院长、文都大寺堪布阿旺乔智是首届高级班拓然巴学位获得者。他认为，要顺利获得学位最关键的还是要学好五部大论、做好论文答辩，论文答辩是现代学院教育带给学僧们的新挑战，也是在僧才培养上的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