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援助乡村教师渴望机制创新

　　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教师计划的最大优势就是对社会资源的整合能力，而面向乡村教师的职业引导与专业培训无疑是非常重要的突破口。

　　■刘涛

　　9月16日，“马云乡村教师计划暨首届马云乡村教师奖启动仪式”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按照马云公益基金会的资助计划，每年出资1000万元，奖励100名乡村教师。解决乡村教师的待遇问题，是2015年6月1日国务院印发的《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年）》的重要内容。站在乡村教育发展的逻辑起点上，马云无疑抛出了一个大问题：社会力量与社会资本如何参与乡村教师的支持计划？

　　长期以来，面向乡村教师的公益行为，被打扮成一种慈善行为。一提起乡村教师，人们总会本能地将他们与贫穷、悲情、孤独等形象联系在一起。现实生活中，大多数乡村教师的确未能赢得完整的职业尊重，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但对乡村教师施以援助，毕竟不是一般的慈善，即积聚社会资源“能帮一个是一个”。乡村教师不是山区孩子，也不是打工子弟，他们拥有正常的社会职业，待遇问题上理应受到来自制度的系统保障。还一个职业应有的认可与尊严，这必须是制度设计的“规定动作”。其实，对乡村教师的援助计划，从道义上看是解决乡村教师的待遇问题，那只是一种路径、一个过程，它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真正实现中国教育的均衡发展。

　　近年来，国家对在连片特困地区工作的乡村教师给予生活补助，在资金来源上推行“地方自主实施，中央综合奖补”的基本理念。然而，由于缺乏刚性的监督机制，再加上各地财政状况不同，必然存在一个普遍性、结构性的资金缺口问题。因此，社会力量通过援助乡村教师进而推动乡村教育均衡发展，便成为一个非常紧迫的教育公益命题。

　　如何保障公益组织和社会资金有效介入乡村教师的援助计划，必须在参与方式和运行机制上进行探索和创新。一些国家的经验无疑值得我国借鉴。如20世纪初，美国一些有代表性的基金会纷纷介入教育事业，他们在参与理念、经营方式、捐赠模式和选择捐赠对象上逐渐形成了一种传统。

　　具体来说，这些教育基金会倡导教育公平，坚持改良主义捐赠思路，逐渐形成了“自助与他助相结合”的运行机制。在捐赠对象的选择上，基金会并非独立运作，而是与社区和政府积极合作，采取“匹配资金”和“挑战资金”的捐赠方式——前者要求受援方也为同一项目出一部分资金与捐助资金相匹配；后者强调捐助方首先出资，呼吁并激励他人也能够为此解囊。

　　国内的相关教育基金会在运行方式上，也可以借鉴这些成熟的“匹配资金”和“挑战资金”经验，并在政策框架内进行必要的创新和突破。尽管马云公益基金会每年出资1000万元，但这更多地还是一种奖励和呼吁。换言之，教育基金运作的基本思路，应该是如何最大限度地激活政府的主导地位和主体角色，如此才能从根本上落实“地方自主实施，中央综合奖补”的中央政策。

　　此外，尤其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重大问题是，现在的乡村教育究竟缺什么。其实，乡村教育面临的最大难题是一个科学合理的教育投入结构。如果说前些年的投入重点是建房子、买设备等硬件条件建设，如今必须在教育投入观念上进行转变，即转向对乡村教师队伍等软件建设，如此才能真正改变乡村教师“下不去、留不住、干不好”的状况。《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年）》也特别强调教师的专业素养问题。可以说，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教师计划的最大优势就是对社会资源的整合能力，而面向乡村教师的职业引导与专业培训无疑是非常重要的突破口。

　　在国外，教育基金会普遍贯彻“授人以渔”的捐赠理念，即并非直接的资金捐助，而是在倡导教育公平的基本理念下，最大限度地强化教师的职业发展与专业培训。因此，由政府在政策框架内切实解决教师的待遇问题，基金会更多地聚焦于教师的职业发展问题，这便形成了国外社会力量参与教育教学的基本运作模式。对于中国而言，这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因此，面向乡村教师的社会援助，根本上面临的是观念转型问题。乡村教师的待遇问题，最终还是必须交由政府，由政府主导推进，如此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全面覆盖的目标，这是最基本的政策正义问题。对于社会力量而言，必须走出这个时代强加在乡村教师身上的沉重的“刻板印象”，他们不是简单的慈善对象，也不是承载商业欲望的消费符号。一切援助的目的是为了解决乡村教师的发展权问题，也就是加强职业发展与专业培训上各种项目的推进，而这恰恰是各种社会力量最为擅长的公益空间。

　　（作者系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