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职姓“高”

　　虚荣心在作怪？

　　贾少华认为，现在已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普及化阶段，几乎每个人都可以上高职，在这样的情况下，没有必要再强调姓“高”的问题，而应该强调姓“职”的问题。“我不反对高职姓‘高’，反对的是姓‘高’的这一套做法。”贾少华说。

　　在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研究员、高等职业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姜大源看来，高职院校首先姓“职”，不是姓“高”，它的基词是“教育”。

　　“中职和高职都要关注人一生的发展，首先要强调一个字，就是‘职’，就是职业的属性。然后才加上了‘中等’和‘高等’这样的词语，不能只看后者，而忘记了前者。”姜大源说。

　　姜大源强调，见高等职业教育就说是专科，这也是错误的。技能发展有它自己的规律，根据美国德国等国的研究，大国工匠的技能有7个层次，第7个层次就是实践。大国工匠的技能水平是像“钱老”（钱学森）那样不能取代的，他们应该有和“钱老”一样的社会地位。

　　贾少华也认为，高职院校首先应该让学生掌握职业技能，“高”要体现在更高一个档次的职业技能，而不是强调精英教育，模仿本科的目标设定、课程体系和培养方式，成了本科的压缩饼干，让人难以下咽。

　　“从高职院校的领导到老师，总是希望把自己拔高，似乎这样才有面子，才有身份，才有尊严。归根到底就是一种虚荣心。”贾少华说。“我们教育改革，也是在迎合社会的虚荣心，这是一种错误的做法。”

　　在贾少华看来，教育要引导社会民众的看法，而不是迎合社会这种错误的认识。“社会走偏了，教育也不应该走偏，更不能迎合，要通过引导纠偏。”

　　“高职试办本科，说是改革创新，实际上是为应用型实用型人才的培养开了一个很坏的头。”贾少华举例，高职的学制由3年延长至4年，就是一种迎合社会虚荣心的表现。学校利用了家长、学生的虚荣心，也满足了自己的虚荣心。“令人担忧的是，家长、学生在满足虚荣心的同时，付出了孩子的青春和家庭的金钱，而学校在满足虚荣心的同时，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副厅级有可能变成正厅级”。

　　在美国访学期间，贾少华发现，美国曾经的大学也像中国今天的大学，热衷于升格，两年制的社区学院要升格为本科，普通本科要升格为研究型大学。但是后来，美国厘清了办学思路，即需要不同层次的大学培养不同层次的学生，以满足社会的不同需要，不同人的知识和素质结构也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们断然拒绝了让所有学校升格的想法和主张。甚至在加州，以“法”的形式规定了大学不可以升格，社区学院永远是两年制，州立大学永远不能成为研究型大学。“我们也应该这样，用法的形式来规定高职不能升本科，人家走过的弯路，我们为什么要重走？”贾少华说。

　　高职“升本”

　　迫于生计而为？

　　贾少华还指出了高职院校中出现的另一个倾向，即当今的高职院校，在教师招聘上钟情于博士、博士后这样的高学历毕业生，高职院校的教师热衷于科研和学术，而忽视了老师在一线工作和操作的经验，双师型教师的做法落实得不到位。

　　贾少华发现，在对高职院校的评价体系中，对高职称、高学历、高学位教师的要求越来越突出，对教师科研的要求也越来越突出。“我认为是有偏差的”。

　　对于全国职业院校流行的“升格热”，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副书记王寿斌认为，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学校自不量力、不切实际地瞎折腾，好像是领导好大喜功，但从本质上讲，却是学校被迫而为，是在当今“文凭社会”的大环境中，迫于生源压力和就业压力的无奈之举。可以想象，如果社会大环境得到了优化，政策环境不歧视职业教育，“升格”不是职业院校摆脱困境的唯一选择，那么，很难会有学校自加压力，盲目追求升格。

　　王寿斌认为，眼下，许多高职院校的办学定位出现了“偏航”，热衷于“专升本”和通识教育，或像大学，或像高中，“就是不像职业院校”。他觉得，不少专家喜欢打学校的“板子”，甚至想当然地指责院校长们不懂职教，这其实是一个浮于表象的误解。

　　“在我国，职教发展更受社会综合环境的影响和制约，发展环境的问题得不到解决，职业院校很难做到自主办学，只能被迫畸形发展。”王寿斌说。

　　在姜大源看来，高职院校要发展，必须遵循自己的规律，沿着自己正确的轨道走，不要三心二意，要坚守自己的东西。国家对于示范学校、骨干学校的建设，应该坚持。“要创新，也要自信。工业4.0、中国制造2025，未来的制造业怎么发展？一是个性化订制，二是创新设计。创新设计需要清华北大的人去，而个性化订制需要职业院校的人去实现，要实现这个目标，就不仅要培养具有熟练技能的技工人才，还要有较强的通识教育作基础，要有持续发展和学习的后劲，这样的教育，不仅仅要在学校期间完成，更应该是在以终身学习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现代教育体系中实现。”姜大源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