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缺乏思辨性作为习作“言之无物”而打压，值得商榷

　　由于命题者提供了思辨性材料，无形之间，对考生或者阅卷者来说似乎又形成了一种“默契”：思辨性是考生作文的核心，写作言之有物的“物”只能是就思辨性而言的。一旦考生写出的文字没有提供线性式逻辑推进的思辨性，如果再加上这“缺乏思辨”的文字比较华美，辞藻组合得比较出人意外，就有“文笔优美、内容空洞”或者“华而不实”的嫌疑了。

　　提倡文章言之有物，反对形式主义的华而不实，应该成为作文的正道，也是写作教学关于语言的基本要求。但我们也不应该忽视一个基本事实：语言的华丽与朴实的差异，既跟语言反映的事物状况或者事理逻辑有密切关联，也跟写作者自身的生命风貌、跟主体的心理状态、情感态度有相当一致性。

　　再者，年轻人写作，或者作家早期作品，或多或少都有对语言形式的迷恋，都习惯于对文字加以精雕细琢，或者堆砌一些华丽的辞藻。就像何其芳回顾其早年散文创作时说的：“我喜欢那种锤炼，那种彩色的配合，那种镜花水月。那譬如一微笑，一挥手，纵然表达着意思但我更欣赏的却是姿态。”即使这样的语言美在我们有些评论家看来是形式大于内容的，但对于写出这样文字的人来说，是带着真诚的十二分梦想的，也是他们组织文字的想象力体现。要求他们也来个绚烂至极归于平淡，要求他们的写作质朴无华，这或许倒是我们教学者、评判者自身“老人心态”的一种不自觉流露。

　　盘结在作文命题背后的问题还在于，如果出题者并没有对考生的写作有思辨性要求，那么面对思辨性材料，考生在考场写作时，仅仅把材料的思辨性通过自己的写作转换成以美文传递的一个故事，一种感觉，又有何不可呢？让考生写出的故事、感觉和想象，展开为与命题者思辨材料的一种对话，就像捷克小说家昆德拉习惯于说的那样，用文学家的感觉与哲学家的思辨来展开对话，又有何不可呢？

　　是的，高中生固然需要思辨能力的培养，但想象力的培养，诗性智慧的开启，情感世界的开掘，同样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高考卷中给出的作文命题本身没有思辨性要求，却在阅卷时，把思辨性等同于所言的“物”，把缺乏思辨性作为言之无物来打压，值得商榷。

　　当然，我这样说不意味着高考写作不需要倡导一定的思辨性。我强调的是，不能把教学目标单一化、把评价标准狭隘化，不能在有意无意中，把思辨等同于言之有物的“物”，这对写作教学就会产生一定的误导性，长此以往，也不利于对学生人格的全面培养。特别是当这种标准在试卷题目中没有明示给考生，却又在阅卷中作为评价的标准，其结果，很可能会失去了合理性和公平性。

　　把法国哲学考当本土作文命题参考，是想象力贫乏所致

　　其实，就作文材料思辨色彩较为浓重的语文上海卷来看，命题者也没有把思辨性作为写作的唯一要求。日前在华东师范大学召开的内部研讨会上，上海卷的命题教师强调，提供的材料本身就有对抽象的思辨特征和具体生活经验的并重性。但问题是，何以这种并重被忽视了，变成了大家都只纠结于思辨性问题来讨论，而把生活体验的问题一概丢弃了呢？

　　原因虽然复杂，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就是近年来出现了一个奇怪现象：国内讨论高考语文科目的作文却常常会拿法国哲学考的作文题来作参照。相形之下，哲学思辨的开放性、针对性、独立性等一系列特征，统统被移用过来成了评价国内高考语文作文题以及实际作文的标准，既批评了国内以往作文的思辨的“无”，也批评了当下作文的思辨的“假”。

　　令人疑惑的是，为什么不拿我们政治考试中的哲学论述部分与他们的哲学题来比，而要把我们语文高考中的作文题来与他们哲学科目的作文题比呢？要语文课程及相关考试也承担起哲学课程的总任务，这样的要求是合适的吗？略去不同课程的整体教学背景及课程标准，来比较两个作文题的开放或者封闭，辩证或者教条，来比较两种作文的优劣，这种比较本身以及得出的结论，究竟是切合还是远离了我们所倡导的思辨性呢？

　　我们当然可以说这种比较是信息不对称的结果，也可能是自身想象力贫乏所致，因为我们无法想象好的命题和作文应该如何，就希望取现成的例子作标准。但正是这种简单比附的机械思维，才影响到对命题、作文、阅卷等一系列的误解，而最终归结出作文思辨之假、美文之假等一系列假问题。要我说，有一种可能就是判断者自身的思维出了问题，把逻辑上的“非A”当成了“假A”。犹如判断一个男人是假女人一样，虽然不顾逻辑的荒唐性可以让人一笑置之，但其对教学带来的负面影响，无论是对文笔还是内容的理解都变得越来越机械和狭隘，是不能不让人深为担忧的。（作者詹丹 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