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保护留守儿童别止步于“最后一公里”

　　“治标为治本赢得时间”，为了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相关体制机制必须有所改变和突破，哪怕只是一小步一小步地走，也要加快节奏、稳步前进。

　　■顾骏

　　近期，关于留守儿童的话题再次成为舆论热点，比如，贵州毕节4兄妹集体喝农药自杀；安徽安庆11岁留守女孩死亡，屋里搜出半瓶农药；四川南充13岁留守女童遭施暴，等等。一桩桩一件件，无不令人痛心疾首。

　　这些发生在留守儿童身上的悲剧背后，几乎都有未尽到责任的父母。按照常理，这样无法尽到监护责任的父母，应该剥夺其对子女的监护权。可是，当下我国外出打工的农民有数亿之多，其中身为父母却将子女放在老家的，何止千万。表面上看，通过诸如“依法剥夺其监护权”等手段，可以把留守儿童的监护责任转移给其他个人或机构，这样的做法看似可以解决问题，但实际上并不可行。除了留守儿童群体极其庞大之外，我国至今没有建立起完整的制度，让合适的个人或机构来替代孩子的父母履行监护责任，也没有专门而稳定的财政支出来承担各项成本。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时候，执法部门无法强制性地帮助孩子们脱离他们已经深陷其中的生活和心理泥淖。

　　全国留守儿童数以千万计，无论是在伦理还是法律上，都不允许我们对任何一个未成年人的安危掉以轻心。但问题是，在城乡二元结构难以打破的情况下，一方面人们见多了留守儿童在生活困顿、内心孤独中扭曲地成长；另一方面许多地方尤其是大城市，仍然坚持给外来务工人员子女进入公办学校接受义务教育设置了较高门槛。据媒体报道，国内一些特大城市对农民工子女进入公办校就读，提出了诸多较为严格的条件。本来带孩子进城打工，就让身为农民工的父母倍感困难，现在孩子就学的门槛又那么高，很多人不得不让孩子留守乡村。尽管遭遇自杀、中毒、暴力侵害等极端情况的孩子在留守儿童中所占比例不高，但因长期留守而身心受到严重影响的孩子到底有多少，恐怕是更值得担忧的问题。

　　有人可能会说，留守儿童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付出的代价，这话固然有一定道理，但无论有没有遭遇各种暴力侵害甚至死亡，对那么多留守儿童来说，他们付出的代价都过于沉重。以当前各级政府的经济实力，以全社会日益浓厚的公益慈善氛围，笔者认为，我们完全可以把面向留守儿童的社会保障网做得更结实、更细密些。尤其是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可以再往前进一步，而不能止步于“最后一公里”。据媒体报道，在贵州毕节4兄妹集体喝农药自杀事件中，从4兄妹不去上课到最后自杀的大约一个月里，教师、村民组长、乡政府工作人员以及包村干部先后上门11次，但均没有将孩子们强行带离，对他们进行妥善安置。我们会发现，所有可以直接而彻底改变几个孩子命运的干预措施，都没有真正落实下来，岂不让人更加感到遗憾？

　　留守儿童根本上是我国当前城乡二元结构的产物，在城乡和地区差异一时难以彻底消除的情况下，大量农民工仍需背井离乡外出谋生。因此，能否在城市接纳农民工及其随迁子女问题上，多想一些办法？比如，能否将财政拨给每个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教育经费，用“教育券”的形式，“费随人转”，以提高流入地政府提供随迁子女入学机会的积极性？这不是为了固化城乡二元结构，而是为了在实质性问题一时难以解决时，因地制宜，切实有效地解决众多留守儿童眼下面临的困难。“治标为治本赢得时间”，为了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相关体制机制必须有所改变和突破，哪怕只是一小步一小步地走，也要加快节奏、稳步前进。

　　办法总比困难多。当前，留守儿童问题多多，如果相关部门无所作为，不切实拿出有效措施，改善留守儿童的生活困难和精神困境，我们如何杜绝关于留守儿童的悲剧再上演？

　　（作者系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