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看到团北京市委调研报告中，12.25，这个数字引起了首都师范大学社会工作系副教授、北京超越青少年社工事务所主任席小华的思考。这是青少年首次不良行为的平均年龄，这意味着，很多青少年在初中一年级，甚至更早的时候就开始有了不良行为。

　　“原来都说初二是一个分水岭，但现在看来不良行为发生的更早，我们的干预介入的时间点也应该提前到初一，甚至小学高年级。”在席小华看来，如果已经到了分水岭，或者不良行为已经发生再去介入就有些晚了。

　　防患于未然，席小华觉得应该在学校就去跟踪青少年的种种行为轨迹，从而发现端倪进行应对。而站在专业的角度上，她觉得应该引入驻校社工。

　　据了解，北京在2007年开始尝试驻校社工制度，至今有驻校社工的学校仍然寥寥无几。“在基础教育的过程中，社工可以帮助那些有问题的学生解决问题,使他们能更好地学习与成长,评估了解他们的需求，通过个案辅导和团体辅导的方式满足孩子成长过程中的需求，来减少甚至预防不良行为的发生。就像香港的学校，会制定专门的课程，并由社工实施。”她说。

　　在时间点上如何介入，这是席小华思考的一个问题，而另一个问题就是空间。在她看来尽管未成年人身上有着来自学校和家庭的双重管束，但对于预防或干预不良行为来说仍然有空白点。

　　很多青少年不良行为发生在放学之后，像上网、与社会不良人员接触等，而这个时候正是约束青少年的空白点，“学校觉得既然已经放学了，那么孩子在校门外的事情就不归学校老师管，而如果孩子不回家，到了社区，也没有人及时跟进，不良行为就很容易发生了。”她说，目前来看，家庭、学校和社区的资源缺少对接联系，导致有些孩子的不良行为愈演愈烈。她认为对于预防或矫正不良行为来说，应该以人为核心，而不是以场域为核心。校内外的资源如果做好对接，在孩子发生第一次不良行为或者有不良行为的苗头之后，就开始有专业人员跟进，记录其在各个场域内的表现，再对症下药，那么预防或者掐断他们的不良行为就不是难事了。

　　另一个问题是，学校外面适合青少年娱乐活动的场所太少了。席小华建议应该在社区建立专门的青少年活动中心，“不只要有地方，还要有专门的社工进行跟踪服务，建立孩子的动态成长机制，有什么问题就可以及时跟家长和学校沟通。而这对整个社会来说，是个系统的大工程，社会的认识和重视程度，社工人员不足等都是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