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 创新农村金融服务

“中国农民穷，穷在除了靠双手双脚的劳动收入外，几乎没有任何财产性收入。”黄奇帆说，目前农民97%的收入是劳动收入和政府补助，财产性收入低于3%。

重庆农村金融不活跃，关键在于农民没有抵押物做信用基础。黄奇帆表示，银行不给农民发放贷款，大量农民每年产生的几千亿储蓄全提供给城里人使用，而农民和农村没有从中获得利益反哺。

为突破这一瓶颈，重庆从2010年起开展了农村土地承保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和林权“三权”抵押融资试点，在“不改变土地所有权性质、不改变土地用途、不损害农民利益”的前提下，尊重农民意愿，进行公平、公开、公正的流转或交易。

试点开展以来，重庆农村“三权”抵押融资累计达到310.7亿元，不良贷款率不到1%。2015年，“三权”抵押融资规模有望达到1000亿元，届时可增加上千亿元农业销售收入，使重庆农业产值翻番。

“让城乡金融、土地等要素流传起来，形成城乡一体化的生产经营体系，”黄奇帆说，这将帮助农民增加财产性收入，创新农村金融服务。

城镇化：“农民工进城而不是农民进城”

“农民工进城，而不是农民进城。”黄奇帆说，把农民简单变成城市人口是不科学的。

随着城市的扩张和工业化的发展，产生了许多新的就业岗位，这些岗位需要大量农民工补充。

黄奇帆表示，城镇化进程的本质是减少农民、把农民工转化为城市居民的一个过程。“辛辛苦苦在城里打工几十年的农民，却不能在城里真正安居，跟城市终生无缘，这不公平。”

2010年，重庆启动了农民工为主体的户籍制度改革，以农民自愿为前提，允许在城市工作生活一定年限的成熟农民工及新生代农民工转户进城。目前，重庆市累计有序转户359人。

黄奇帆认为，推动城镇化能改善农民工待遇，善待农民工是管理者的良心；其次，能增加内需。农民工成为城市居民，一年人均增加一万元消费；再次，城镇化也能带来生产力的变化。

户籍制度改革搞得好，会延长中国人口红利15年。黄奇帆说，中国目前51%的城镇化率只是一个虚数，至少达到70%以后，中国的人口红利才会进入拐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