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言召人，革新文风

嘉祐二年，苏轼、苏辙兄弟同科殿试进士。苏辙应试的策论，是一篇尖锐批评宋仁宗为君之失的政论文。他在策论中说：“往者宝元、庆历之间，西夏作难，陛下昼不安坐，夜不安席，天下皆谓陛下忧惧小心如周文王。然自西方解兵，陛下弃置忧惧之心二十年矣。古之圣人，无事则深忧，有事则不惧。夫无事而深忧者，所以为有事之不惧也。今陛下无事则不忧，有事则大惧，臣以为忧乐之节易矣。臣疏远。小臣闻之道路，不知信否：近岁以来，宫中贵姬至以千数，歌舞饮酒优笑无度。坐朝不闻咨谟，便殿无所顾问。三代之衰、汉唐之季女宠之害，陛下亦知之矣。久而不止，百蠹将由之而出，内则蛊惑之，所污以伤和伐性；外则私谒之，所乱以败政害事。”

宋仁宗进行“以策论为先、诗赋其次”的科举改革，其宗旨不仅是要选拔治国安邦的杰出人才，而且是要纠正浮夸、浮华的时风，推行直言务实的作风——他的文德之治的要旨就是“以直言召人”。苏辙这篇策论，不仅直言当朝皇帝仁宗得失，而且仅凭“不知信否”的道听途说就对仁宗宫中之事妄议是非。考官胡宿认为苏辙言论“不逊”，呈请仁宗取消其录取资格，苏辙也自认为“策入必见黜”。但仁宗审阅苏辙的策论后，却钦点录取苏辙与其兄苏轼为同科进士。仁宗批复胡宿的“以为不逊请黜之”奏章说：“以直言召人，而以直言弃之，天下其谓我何？”

二苏殿试时，仁宗47岁，在位35年，而苏辙不过是一位年不及19岁的书生。仁宗以九五之尊、年寿之长，能容不名小子苏辙对自己公开直言不逊，以才德取人，是需要何等恢宏的胸襟气度？他对苏辙的纳取，是切实践行他“以直言召人”的国策，这不仅使他的朝廷中荟萃了范仲淹、包拯、晏殊、欧阳修等文德敏行的名臣，从而为将宋朝发展带入鼎盛时期的“文德之治”创造了条件；而且也以“直言论政”引导了文坛以平易自然为目标的文风革新。

仁宗逝世后，在继位的皇帝治下，二苏兄弟多次遭贬，谪迁异地，晚年颠沛流离，死而后已，苏轼更是于1079年，被诬“以诗讽刺时政”，不仅被递解京城，投入御史台狱，备受拷打屈辱，而且险遭性命之灾。可以想见，在1022至1063年间，如果在位的不是仁宗，而是神宗，不仅欧阳修的古文运动不可期望，恐怕三苏问世之初即以“妄论利害，才说得失”（苏轼语）死于非命了，又遑论此后能以“直言议论”立名传世？

摒弃浮华，文求务实

宋代王十朋说：“我国朝四叶文章最盛，议者皆归功于仁祖文徳之治与大宗伯欧阳公救弊之力。”“救弊之力”就是反浮华、浮夸，倡导平易文风的古文运动。有宋一代，欧阳修并非古文运动的首倡领袖，在他之前，宋初柳开、王禹偁，继后穆修、尹源、尹洙等文坛名士，纷纷以“宗经尊韩”为旗帜，致力于创兴平易自然的文风，但均未成主流风气。古文运动能在欧阳修为文坛盟主时期蔚然成风，其后经三苏绵延至1101年苏轼病逝，前后历八十年而不衰，欧阳修为宋代文坛“一代宗师”之功自不可没，但若缺少宋仁宗这位“文德之君”作“保护人”，更是不可能的。

《宋代散文研究》中说，欧苏散文所代表的宋代散文之美，突出风格是“平易自然，婉转流畅”。极而言之，“平易自然，婉转流畅”何尝不是散文作为一个独特文体所应达成的本真的美学风格？因此，在厘定宋代散文的历史地位的时候，我们可以说以欧苏散文为代表，宋代散文是中国散文美学的最后达成。然而，当我们论定宋代散文之大成的时候，又怎么能低估宋仁宗以一国之君，身体力行，为纠正“浮华”、“浮夸”的文风流弊所起的导向作用呢？

宋仁宗“以直言召人”，为欧苏一代文人倡行平易自然的文风提供了基本导向，这对我们当下倡导的转作风、正学风、改文风不无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