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以直言召人”，革除文风之弊，其宗旨不仅是要选拔治国安邦的杰出人才，而且是要纠正浮夸、浮华的时风，推行直言务实的作风。

靡曼浮夸，无益治世，是文章的流风之弊。文风革新后，言之有物，经世致用，成为有宋一代的文坛风气。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宋仁宗的文风革新与文德之治，对我们当前的转作风、改文风也不无启迪。

近日读到杨庆存著《宋代散文研究（修订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我从该书获得的众多启益中，特别感兴趣的是作者在厘定宋代散文的历史成就、解析其渊源的时候，揭示了宋仁宗的“文德之治”对宋代文风革新的“不可低估的导向作用”。

宋代营造了中国散文史的巅峰时期，散文创作卓有成就的唐宋八大家，宋代占六位。然而，更令人讶异称绝的是，宋代的六位散文大家，均是宋仁宗赵祯在位时期通过科举进入仕途，并脱颖于文坛的。宋代绵延319年，北宋、南宋共历18位皇帝，为何散文之兴，独出仁宗治下？

靡曼之文，无益治道

宋代散文的发展，是接续唐代韩愈、柳宗元倡导的“古文运动”而来。唐代科举以诗赋取士，其导向作用不仅使文章“经世致用”被边缘化，而且放纵了六朝以来由诗而文的雕琢矫饰风气。“古文运动”的要义，就是反对六朝以来的以排偶为主、华丽空洞的骈体时文，主张恢复以散行单句为主、自然实用的散体古文，而其宗旨是提高文章的传达能力和教化作用——“文以明道”。然而，因为与科举取士的导向相悖，韩、柳追求平易实用文风的主张自然得不到朝野普遍共鸣，而且就他们自己的文章可见，所欲明传之“道”，也流于“空泛而不实”。

建宋以后，宋太祖赵匡胤立下“以文治国”的国策，崇文抑武，而宋仁宗将之发扬光大，缔造了使宋代中兴的“文德之治”。出身一介武夫的太祖尚文治，但不知时文之弊，故所倡导不过沿袭旧制，科举仍以诗赋取士；仁宗为太祖孙、宋室第四位皇帝，文教滋养，更加其勤勉慧识，深知时弊所在，因此对革除文风之弊有明确的导向。

天圣七年，年仅19岁、尚未亲政的宋仁宗即下诏书说：“朕试天下之士，以言观其趋向，而比来流风之弊，至于附会小说，磔裂前言，竞为浮夸，靡曼之文，无益治道，非所以望于诸生也。” 他亲政的第二年，再下诏说：“进士所习诗赋多浮华，而学古者或不得以自进。宜令有司兼以策论。”仁宗身为国君，不仅清楚时文“磔裂前言，竞为浮夸”的流风之弊，而且找到了切断流弊之源的途径：改科举以诗赋取士为以策论取士。因此，以科举取士为导向，求文章的经世致用成为有宋一代的文坛风气。

宋仁宗的文德之治，并非孤掌自鸣，而是拥有一批卓越的文人士大夫的支持。庆历四年，范仲淹等文臣上疏，谏言“取士当求其实用，人尽其才”，主张科举“以策论为先、诗赋其次”。仁宗即下诏说：“士有纯明茂材之美，而无文学作成之法，其饬身立节者使与不肖之人杂而并进，则无文徳敏行之才可以见焉。此取士之甚弊，而学者自以为患。”仁宗讲得很清楚，科举取士不是鼓励寻章摘句、因循格套的平庸之辈，而是要给豪俊奇伟之士以发挥其纯明茂材之美的空间，不能选拔才俊德优之士，就是科举的大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