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记者：在保障性住房建设中，你觉得应当注意哪些问题？

　　郑功成：首先当然是质量问题，因为房屋好坏是人命关天的事情，不能因为是保障性住房便降低标准，我希望政府有关部门必须加强住宅质量监督，让入住者放心。其次是分配要公正，不能让保障性住房成为权力寻租、关系寻租的目标，必须在公开、透明的条件下严格按照规定的资格条件，经过规范的程序与审核，才能分配，如果出现分配不公的现象，将严重损害这一社会保障制度的信誉，也直接损害政府的信用。再次是一定要及时确立相应的退出机制，保障性住房是政府所有并供低收入或无力购买住房的人租住的，一旦居住者因收入提高超过了规定标准，或者迁移外地等，就应当退出保障性住房，以便再提供符合条件的低收入家庭或困难家底。如果没有相应的退出机制，保障性住房将陷入难以自拔的困境。

　　人民网记者：您能否对大学生毕业就急着买房的现象再做点评论？

　　郑功成：我一直认为，大学生刚毕业不能让自己成了“房奴”，政府、社会、家长应当努力减轻这种压力，我已经对他们找工作的艰辛感到有些不忍了，所以昨天还在《经济日报》上发表手记，建议国家努力解决高校毕业生就业压力，创造有利于高校毕业生就业的环境条件，让高校毕业生有更广阔的就业空间，同时建议考虑实行弹性学制，让大学生能够从容安排学习与就业，而不能让沉重的找工作压力成为损害学业质量的重要因素。如果在就业难的同时再加上在缺乏收入条件下的买房压力，实在不是刚走出校门的年轻人应当承受的。因此，我一直在建议，政府应当增加公共房屋的供应，能够满足困难家庭与刚就业劳动者的起码居住条件，让年轻人能够从容计划自己的人生事业与生活发展阶段。现在，高校毕业生一出校门就考虑购房的现象表明大家在焦虑，虽然可以理解，但确实不能这样持续发酵。正确的解决方式仍然是，政府继续增加保障性住房供给，单位能够为年轻入业者提供集体宿舍，别让大学生一走出校门就无处可居；同时，年轻人也要稍安勿躁，要看到国家正在缓解住房紧张的压力。因为如果个体的紧张演变成了一个群体的集体焦虑，则商品房的价格绝对不可能回归正常与理性，受损害的一定是购房者。

　　我到过香港调研多次，记得1998年首次访问香港时，就专程访问了香港的房屋署和公共房屋，发现居然有49%的香港居民是住在政府的公共房屋中，真正住在自己住宅中的香港人是少数，因为还有相当一部分是租房住的。因此，香港的绝大多数居民并未因住房问题而焦虑，而是会根据自己的能力与收入状况有计划地安排并改善自己的居住条件。我觉得香港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

　　人民网记者：您审定并返回给《广州日报》的采访稿能提供给我们吗？

　　郑功成：好的。由于报纸篇幅有限，有些内容也未见刊登。你们全文发布可以给网友们一个完整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