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高速奔跑扬起的灰尘？

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去解决PM2.5的问题，全世界都少有先例。

因经济高速增长而导致“复合型大气污染”，在邵敏教授看来，既是我国目前大气污染的两个突出特征之一，又是有效控制PM2.5的最大“拦路虎”。

“人们都说PM10是可吸入颗粒物，PM2.5是可吸入肺颗粒物，后者似乎只是比前者小，但防治起来却复杂得多，因为二者的形成规律并不相同。”邵敏教授告诉记者，PM10主要来自直接的污染源排放，“而研究结果显示，PM2.5有50%以上来自二次污染物，即污染气体被氧化后形成的颗粒物。”

他表示，PM2.5作为一种综合性的污染物，几乎所有污染物都会在其中有所体现。PM2.5的相当一部分，是氮氧化合物、二氧化硫、挥发性有机物在空气中发生化学反应转化生成的。

“这就是为什么PM10的质量浓度，往往到冬季燃煤季节时，才会明显上去。但PM2.5在夏天，同样也会形成很高的浓度。”邵敏教授说，“相应地，要控制PM10，只要把这类污染物的排放源控制住就可以。但要控制PM2.5，就需要控制多种污染源，进入一个多污染物联合控制的阶段。”

为何经济的高速增长令“打击”PM2.5格外困难？邵敏教授认为，困难首先就在于我国“短时间内集中爆发的多种污染源”，有条件让PM2.5随时开花。

“历史上，欧美发达国家也曾出现过雾霾天气，比如1952年伦敦的‘烟雾事件’，美国上世纪40年代初开始出现的‘洛杉矶烟雾’等。但是，前者的‘元凶’是工厂和住户排出的燃煤烟尘，后者的‘元凶’多为汽车尾气，我们目前的大气污染，则是发达国家各个污染阶段的浓缩体。”

邵敏教授告诉记者，在发达国家，基本上是在解决了煤炭燃烧物的污染问题之后，才出现机动车尾气问题，然后又出现其他有机污染问题。“这些气候变化的问题，是一个接一个地发现、解决的。”

“但我国的城市化速度和经济发展速度实在太快，发达国家100多年的路，我们用差不多二三十年就走完了。因此，污染的问题也在极短时间内集中爆发出来。煤燃烧及其相关的问题还没有很好地解决、甚至还在有所发展时，就又出现了其他问题。”邵敏教授认为，由此形成的各种污染交织在一起的现象，为PM2.5的大量滋生提供了温床。

在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张远航教授看来，这意味着，要控制PM2.5，不仅要控制单一的污染物，更要对各种污染物之间的“关联”进行协同控制。这无论在设备、技术还是人力上，对中国都将是一场持久战。

曾任中国环境监测总站总工程师的魏复盛告诉记者，上世纪90年代美国的PM2.5研究主要从学理角度出发，美国的卫生部门和环保部门极力主张制定PM2.5标准，但产业部门和企业家们都反对，政府也有一些反对的声音。

因为一旦制定标准，标准确定将PM2.5纳入治理范围，意味着企业和社会都要付出更高的成本和代价。环保部门为搜集证据，花了很多钱和精力去进行相关研究。魏复盛说，美国制定PM2.5标准的博弈持续了近20年。

而据吴兑教授介绍，美国和欧洲治理大气污染花费时间长达50年。“我国不少城市的大气污染当然远远没有当年伦敦这些城市那么严重，但尽管政府治理力度很大，也得需要20至30年才能看到明显的成效。”吴兑说，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大气环境治理的艰巨性、特殊性和长期性。

目前，我国《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已向全社会第二次公开征求意见。拟将PM2.5纳入监测中。预计将于2016年首次在我国施行PM2.5国家限值标准。

“中国推荐采用WHO第一过渡时期目标值，也就是‘超细灰尘’的浓度在75微克/立方米”。吴兑说，眼下全球90%的国家没有公布PM2.5浓度限值，只有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日本、美国、加拿大等近十个国家颁布了PM2.5限值。“中国纳入PM2.5，还不能算迟”。而按世卫组织公布的三个过渡时期目标值阶段，通常每跨越一个阶段，都得付出至少3-5年艰苦治理。（综合中国青年报、工人日报、扬子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