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梦龙研究的新突破——评王凌《畸人·情种·七品官——冯梦龙探幽》
《畸人·情种·七品官——冯梦龙探幽》主要收入王凌老师十余年业余苦心研究冯梦龙撰写并发表在《文学评论》《福建论坛》等国家级、省级权威学术期刊的论文18篇。《畸人·情种·七品官——冯梦龙探幽》1992年由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后，《文学报》《福建论坛》《福建日报》《福建作家企业家报》《福州晚报》《福建侨报》《福建学刊》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等，刊发了该书评论文章或出版信息。该书荣获中国通俗文艺研究会“全国通俗文艺首届理论专著佳作奖”。《人民日报》（海外版）刊发了介绍王凌老师在冯梦龙研究上的艰苦探求及研究成果的专访文章《做官不忘学术研究——王凌印象》。10年后，2002年该书增补若干篇章后再版。现在又过了近10年，我们再次回过头来审视王凌老师这部冯梦龙研究专著，可以发现，书中的重要论断、真知灼见都没有过时，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被著名教授容肇祖誉为“冯梦龙研究的后起之秀”的我国著名冯学研究家王凌老师《畸人·情种·七品官——冯梦龙探幽》一书为我国冯学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标志着我国冯学研究取得了历史性突破。
容肇祖教授为《畸人·情种·七品官——冯梦龙探幽》一书题词
一、对重新评价冯梦龙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做出了重大贡献
1.王凌老师率先在全国指出：我们对“三言”及对冯梦龙的评价偏低。“同冯梦龙在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比较，我们对他的重视和研究还是很不够的”。
冯梦龙（1574～1646）明代杰出的俗文学家，我国古代白话小说的集大成者。冯梦龙的主要作品在清朝被禁毁，散佚民间，流失海外。在长达二三百年的时间里，冯梦龙的名字湮没无闻。“五四”新文学运动兴起，鲁迅在北大讲授中国小说史时首先向中国读者介绍了冯梦龙及其代表作“三言”。但鲁迅只看到《醒世恒言》一种，《喻世明言》《警世通言》“今皆未见”。日本汉学家盐谷温教授发表《关于明的小说“三言”》介绍了当时新发现的“三言”，鲁迅高度评价这“在小说史上，实为大事”。“五四”倡导白话文，冯梦龙的作品开始引起重视并且公开出版，冯学研究也应运而生。冯学泰斗容肇祖1932年发表了《明冯梦龙的生平及其著述》《明冯梦龙的生平及其著述续考》两篇重要文章。郑振铎在1938年出版的《中国俗文学史》中对冯梦龙在俗文学史上的地位给了很高评价，特别指出冯搜辑、拟作的《山歌》10卷，“以吴地的方言、写儿女的私情，其成就极为伟大”，“是我们文学史里很难得的好文章”。
新中国成立至“文革”前的17年，冯梦龙作品的出版和研究取得了新的进展。一批专家学者通过考订研究，发表了大量论文。
粉碎“四人帮”之后，冯梦龙作品的出版、研究又恢复了。王凌老师一次偶然的机遇，与冯梦龙研究结下不解之缘。
王凌老师1944年2月出生于福建福清市，1962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当过中学教师、基层干部、新闻记者、党政官员。他从小就喜欢民歌民谣、地方戏曲、曲艺。北大读书时他立志从事文学研究。10年“文革”、长期的基层工作，都未能使他放弃文学梦想。机遇总是眷顾有心人。改革开放后他被调到福建人民广播电台当记者。1982年他利用采访机会头一次来到寿宁县。他早就知道明代大文学家冯梦龙在寿宁任过四年知县，因此特别留意有关冯梦龙的情况。他打听到冯梦龙在寿宁当知县四年期间，写过一部《寿宁待志》，国内已失传，孤本存日本上野图书馆，寿宁有一位有心人费尽心机从日本弄回了该书的胶卷本。王凌老师立即借来，借着山区微弱的电灯光，将胶卷本5万多蝇头小字一口气认真研读完，已是晨光熹微。他无比兴奋，他发现了一座尚无人发现、无人发掘的宝矿。从此他开始了对冯梦龙长达十余年的业余研究。
探骊得珠，很快他就有了成果：论文《别具一格的县志——谈谈冯梦龙的“寿宁待志”》1982年分别发表于《文献》《福建论坛》（文史哲版）。1983年随着研究的深入，他发现：由于“左”的思想影响，国内在冯学总体研究上并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对冯梦龙的评价偏低。为此他撰写了《冯梦龙研究应该有一个大的突破》一文，在1984年福建省作协纪念冯梦龙诞生410周年及入闽任寿宁知县350周年大会上宣读。他这篇“尖锐”（黄寿祺：《序》）的发言，“首次提出”（黄寿祺：《序》）的新观点，引起了与会者的震动和共鸣。之后，这篇堪称开创新时期冯学研究的“宣言书”的大会发言，发表在1984年11月15日《文学报》，又引起了我国冯学研究界的注意和重视。文章认为，“同冯梦龙在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比较，我们对他的重视和研究还是很不够的。他编写的一些有代表性的著作如《情史》《太霞新奏》尚未整理出版，对冯梦龙生平的了解，基本上停留在容肇祖教授三十年代研究的水平上；至今，我们连冯梦龙的一个简单的年谱也编不出来。更主要的是，过去对冯梦龙及其作品的研究，较多从考证角度出发，而较少进行总体研究，较少放在中国文学史中作纵的考察，较少放在世界文学史中作比较研究，因此，无法正确认识冯梦龙作品（特别是“三言”）在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不能鲜明地指出他的作品比他的前辈在哪些方面提供了新的东西。因此，看缺点较多，肯定成就少”。这个总倾向，不仅表现在许多单篇论文及当时出版的各种版本的中国文学史中，在具有某种权威性的《辞海》冯梦龙词条中也认为冯梦龙“所编选的作品中，有少数能对礼教的某些方面持轻视态度，但多数则宣扬封建思想，且往往流于秽亵”。王凌指出“这显然是不公正的，也是不科学的”，“这种状况若不改变，怎么能把冯梦龙研究推进一步呢？”针对国内冯梦龙研究停滞不前的状况，他大声疾呼，“研究冯梦龙要有一个大的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