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到2010年底，该地区共排放了130万吨SO2，要减到90万吨，实际上要减排近31%。也就是说，不仅要消化掉30万吨新增排量，还要消化掉10万吨存量，一共要减排40万吨。

对此，地方必须要通过一系列措施来减排，做减法。譬如，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关停了多少小火电，建设了多少脱硫设施等，减少SO2排放40万吨。这个“40万吨”，是由各地政府上报，国家环保部门和直属的各环境保护督查中心逐一进行现场核实，此即“核准减量”。

与过去由地方政府上报的减排数据相比，新的考核体系主要是以环保部门为主体来计算、核实数据。不过，现在需要地方政府上报的是每年列入减排计划的数百个减排措施。

监管博弈“三部曲”

“如果某个企业没有建设实实在在的减排工程，某个城市没有完成上级政府下达的减排任务，你还想争先创优，那对不起，减排考核就要让你通不过。环保部门的区域限批同样让地方政府很头疼。”赵华林直言不讳道：“做环保就是要敢于得罪人。如果我们要当好好先生，不敢得罪人，不愿得罪人，那就是对党和人民犯罪，对子孙后代犯罪。”

据赵华林回忆，2007年，环保部上报的《污染减排统计监测考核办法》在各部委会签时，中组部提出要把减排目标完成情况纳入到地方政府领导干部政绩考核评价体系中，上报到国务院后，又增加了“问责制和‘一票否决’制”的处罚规定。这意味着减排指标的完成与否直接关系到地方政府官员的环保政绩和乌纱帽，“还有什么比这更有威力？”

赵华林向记者讲述了环保部门与地方政府在污染减排工作上博弈的三部曲。

第一步，2006年，环保部门屈居下风，因为尚未建立完善的污染减排数据统计考核体系，手里没有金刚钻，对一些地方统计虚报的减排指标，没有太多有效的管理手段，往往只能听之任之。

第二步，环保部门占上风。2007年，污染减排统计监测考核体系出台，剑锋所指，让各地政府开始忌惮，形势迅速逆转。不过，这一过程充满了争论，甚至冲突，不少地方难以适应这种严格的考核指标体系。

第三步，双方携手共进。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沟通，双方认识达成一致。地方政府也认识到，科学发展观不是空谈，必须要兼顾环保与经济的均衡发展。环保部门也多管齐下，帮助指导地方政府推进减排工作。于是，全国各地污染减排工作取得了很大进展。

“现在，很多政府领导都会算减排量。各级党委、政府都高度重视污染减排，主要领导亲自抓减排。”言及至此，赵华林不无欣慰。“与2005年相比，中国4年来新增煤炭消费量近10亿吨，GDP和城镇人口持续增长，但重点城市空气环境中SO2浓度却下降了1/3，主要监测断面水体COD浓度也下降了1/3。”

“环保工作非常复杂而艰巨，没有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没有国家环保部党组的正确领导，没有地方政府的强力推进，这些成果都无法实现。我们总量司仅仅做了一些应该做的具体工作。”赵华林说。

环保部门是国家环境的“看家狗”

“环境质量谁负责？环保部门负全责吗？”赵华林直言，“我认为，环保部门负不了这个全责。环保部门的职责应该是国家环境的看家狗，承担有限责任。”赵华林称之为“狗论”。

首先，看家狗的第一功能是发现异常，向主人发出警告，也就是环保部门的环境监测功能。发现地方环境质量出现异常，环保部门要及时向当地政府汇报，没有汇报，就是环保部门的失职，但不处理或者处理不当，则是地方政府的责任。当然，环保部门要在当地政府的统一领导下，认真做好份内工作。

其次，看家狗看到了小毛贼，会前去撕咬，这就是环保部门的环境监察功能。有企业环境违法了，环保部门进行处罚，这仅仅是处理问题的第一步，也是一小步，最终环境问题的解决必须要靠企业的主动治理和政府的综合治理。如果当地政府发展了一大堆高能耗企业，产业结构严重失衡，靠环保部门一一处罚显然无济于事。最终，环境治理不是由环保部门去做，而需要环保部门去监管，地方政府负总责，企业具体承担，全社会共同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