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不愿意工作的。1998年回国，开始给国内一些媒体写文章。我的第一本关于进化论的书，也是香港的出版社出的，我就想靠写作也能养活自己。”

早在中学时代，方舟子就有两样爱好：文学和生物学。舞文弄墨之余，就出去采集各种各样的标本。及至决定卖文为生，就趁便把科普和写作结合起来，一方面写点生物学类的科普小品，与此同时发现本专业范畴里的学术不端现象，就附带曝曝光、打打假。他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没有像那些埋首书斋、介于半隐状态的文人雅士那样，对于社会的残酷一面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我一直认为，一个人有时候要参与社会事务，不要说当一个隐士，虽然你可以过自己喜欢的生活，但你对社会还是要有些责任心。”

今天的方舟子，靠着稿酬度日。人皆不堪其忧，他却不改其乐。以致一年当中偶尔几次圈内朋友聚会，到最后也是别人悄悄把单给埋了，自己根本没有掏钱机会。也许是这种情形多了，他就干脆不再请人吃饭。

“他的书很多也是送人的，科学的书，是老百姓不可读的，阅读圈子不大，不可能畅销。”袁钟说，“日子肯定过得不好。”

方舟子把从事科普写作和基于生物学范畴展开的学术打假视为一个整体，旨在普及科学理性和科学方法。早年在大学时代，他就对中国社会的科学素养有所观察。彼时整个社会，对于气功和特异功能的追捧有点走火入魔。大约是在1987年，全国第二届特异功能大会在中国科技大学召开，方舟子临场观摩了两个最终失败的表演，从此不再轻信这些玄而又玄的超科学现象。

在美国的10多年留学生活，对方舟子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他接受了一套严谨规范的科学训练，知道了科学研究是怎么回事儿，也知道了与国外相比，国内在这方面的差距。每周，他们会有一次论文介绍，从任意一本杂志中挑出一篇文章讲解，之后大家进行推敲，讨论实验证据能否成立。此外，每周他们还有一个实验报告，摆出证据以供深究，对于实验逻辑穷追不舍。

“探索、怀疑、实证、理性，这四个方面跟科学是不可分割的。不要轻信，要讲证据，你为了这个可以无所顾忌。”

方舟子把这样一套科学方法带了回来，希望对中国的科学理性化进程有所裨益。但在一个工于粉饰和伪装的社会里，虽然人们都认同科学的重要性，撒谎也难免成其为风气，迷信或伪科学的东西泛滥。心术不正的人，轻而易举就可以登堂入室，招摇过市。

“这个社会就是骗子的乐园，造假成本很低。”彭剑说，“越是能忽悠，越是能煽呼的人，反而是混得最好的一批人。”

路遇不平，即刻就要拔刀相迎。方舟子从此走上了一条快意恩仇的路，然而随后就陷入了一场抽刀断水水更流的纠缠和反复。